巾帼事迹  特别党员

——记下初镇簸箕掌村老党员郑宝凤

 

辛戈

 

2012年3月8日,适逢“三八”妇女节,记者敲开了住在乳山市区建设街福利巷14号楼的郑宝凤老人的家门。迎接我们的郑宝凤是一位清瘦的老太太,她腰板硬朗、满头华发、脸皮白净,一件红黑两色团花唐装上衣衬托得整个人精神焕发。
        郑宝凤曾在地下战线摸爬滚打,由于地下工作的保密性要求,56年来,除党组织对她的那段历史背景有记载之外,没有人对她在战争年代的身份以及从事地下工作之事有所了解。在记者的一再请求下,郑宝凤老人才答应向记者“解密”了她的“特别”战斗故事。
       

教育战线上的特别党员
        1926年5月,郑宝凤出生于乳山市育黎镇藏金夼村。1943年,郑宝凤在由古村读六年级，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在她年少的胸膛里立下了救国爱民的大志。面对敌人对胶东革命人士的镇压迫害，郑宝凤义愤填膺。她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村里的妇女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她担任了由藏金夼和帽张家共400多农户组成的联村妇救会长。当时郑宝凤才18岁。
        1945年，完成学业的郑宝凤成为育黎藏金夼村的公办教师。1946年1月，在村指导员（村长）郑仁良的介绍下，她成为了一名中共候补党员。同年，她参加县政府教育科举办的教师学习班。1300多名学员，来自乳山、文登、荣成等地。由于学员多,宿舍紧张,郑宝凤被安排到一位李姓妇女家里住宿。在拉家常的过程中,郑宝凤得知,李老太70多岁,家庭成份是地主,无子女,有个侄子叫李国本,在本县公安局工作。为了博得老太太的喜欢,郑宝凤说自己的家庭成份也不好。李老太一听，挺高兴的,一下子对郑宝凤亲热了起来。几天下来,李老太就认郑宝凤作干女儿。在干妈家住的时间长了,李老太什么话都告诉郑宝凤。李老太有个女亲戚叫啥名不知道,只知道干妈让她叫那个女的为三姐。三姐一儿一女都念书,她的男人不在家,被国民党“拔户富兵”时带去当兵了。
        因三姐的丈夫在国民党队伍里,所以国民党就派一个姓曲的男人经常与三姐联系。看到三姐与国民党人员联系密切,郑宝凤感到事关重大,她把这事向校部作了报告。校部领导马上领她到县公安局汇报。公安局领导很重视这件事,让她暗中留意他们的动向，并随时报告。公安人员给了郑宝凤一本国民党的书,嘱咐她回去好好阅读，熟悉国民党的“行话”，与敌特打交道时，对方问你什么,你知道应该怎么说。公安局对郑宝凤的信任,增强了她跟随共产党走的决心。
        由于干妈的侄子李国本在公安局工作,干妈知道了郑宝凤去公安局的事,当面质问她：“闺女,李国本说你是共产党员,他说你去公安局汇报工作了。”郑宝凤不动声色地说：“干妈,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有个朋友在公安局,我是去找她玩的。”郑宝凤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把这个情况向公安局做了汇报,后来李国本调离了公安局,上哪里去了她不知道。
        1946年10月,21岁的郑宝凤结束了教师培训工作,被调到中共第14区夏村分区桑行埠西圈村从事教育工作。她去西圈报到时,没拿党员关系介绍信,她的候补党员身份仅西圈村的支部书记张书知情。由于工作出色,1946年春节前,郑宝凤被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她利用教学工作,继续秘密做党的地下工作,对一切不利于共产党的人和事,及时地把情报汇报到公安局。她当时的上级领导是公安局侦察股二股股长刘和庆。
        西圈村离县公安局很近,但是为了保证郑宝凤的安全,每次郑宝凤去送情报回归,公安局都派人护送,西圈党支部也打发人去接。由于时局不稳定,公安局经常受到监视,因此办公地点也屡次搬迁,曾经搬到腾甲庄区委、冯家区委、夏村区委仇家洼村等多个地方。不管公安局的办公地点迁到哪里,只要一有情报,郑宝凤都是步行去送,风雨无阻。冬天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时候,母亲心疼闺女，给她缝制了厚厚的棉袍御寒。党组织发给她手榴弹别在腰里，以备在紧急的情况下自卫。后来，侦察股二股股长刘和庆打算调郑宝凤到公安局工作。事情还没等办妥，刘和庆就随着南下干部去了南方,调她到公安局的事从此不了了之。
       

战争阻断了她心仪的婚姻
        1946年1月,国共两党又签订了停战协定,人民盼望和平建国时期的到来。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未认真遵守这一协定,从谈判时起就加紧进行发动内战的准备。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公然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在胶东,国民党军队则向胶济路沿线发动进攻。然后,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步把战线集中在烟台市境内,烟台市成了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中心战场。

1947年冬季,郑宝凤被调到育黎区南西屋完小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就在这时,郑宝凤初中同学隋明（后化名隋广阳）有了消息,他是1945年当的兵,后来成为南下的军官。隋明的姐姐看好了郑宝凤,有意把郑宝凤介绍给弟弟,就写信给隋明说明了情况,并希望把郑宝凤调到广西接受党的考验和锻炼,得到隋明的支持。
        1948年,广西军区决定调郑宝凤去广西工作,协商乳山县政府一路护送。结果因为土匪太猖狂,清天白日里手榴弹直往过路的车上扔,县委护送几次都未成功。只能再等时机。1949年，她被调到塔庄村任教。塔庄学校只有两个老师,因郑宝凤一心想去广西工作,所以当她提出要走时,教育科不得不再物色老师来顶替她的位置。因护送她去广西的任务太艰巨，路途遥远，环境险恶，生死难料，县委的护送计划一直未能实现。郑宝凤走不出去，但还得工作，因此她在1949年到1951年间，又先后在冯家七区簸箕掌村、大孤山上册村、尹家夼村一边教学，一边寻机会走出去，但都没有成功。
        1951年,彻底走不出去的郑宝凤，与隋明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隋明结了婚，郑宝凤想走出去的想法彻底破灭了。工作上的颠沛流离、爱情上的彻底打击，她辞职回到了家乡。当时的教育科（即现在的教育局）多次有人上门找她回去工作，她坚决不干了。
       

蒙受冤屈也不改她对党的忠诚
        1949年，下初簸箕掌村刘丰标参加淮海战役碾庄战斗受了重伤,右胳膊被打坏截肢，部队把他送回家乡疗养。1951年,郑宝凤决定嫁给刘丰标,遭到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家人嫌弃刘丰标只有一只手,怕郑宝凤嫁过去吃苦。一个正常人嫁给了一个残疾人,社会上说什么的也有。郑宝凤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力,与刘丰标结婚。

郑宝凤有理想、有知识、党性强、有上进心、有责任心，簸箕掌村成立互助组，郑宝凤当主管会计。初级社、高级社时，郑宝凤都被推选为村主管会计。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很快,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的高潮。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对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浪费错误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处理。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单位曾发生逼供的现象,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郑宝凤差点就成为这批冤假错案中的一个。1960年,簸箕掌村的“三反”运动进入高潮期。8人工作组来到村中,对村里的财务进行清点,最后查出有600元没有入帐。郑宝凤解释自己是主管会计,只管开单据,村里有出纳会计,这份钱暂时还没发到群众手中。可是工作组不让她说下去,就赖定这600元是郑宝凤贪污了。这钱的来历是这样的,当年各村妇女绣花,业务单位将绣花的工钱全额开到大队财务室,大队要扣留15％的积累金之后,余下的钱才能发给各户。这600元钱就是扣完积累以后还没发给农户的那部分，钱在出纳会计手中。
        出现这种情况,郑宝凤怎么也不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工作组里有人又叫她必须承认。那天晚上,有两个背枪的民兵来到郑宝凤家,叫他去工作组一趟。临出门时，丈夫拉了她一把，对她说：“人家叫你承认贪污你就承认吧，否则要挨打。”郑宝凤来到工作组,面对8个人的质问,郑宝凤说：“是我贪污了600块。刘丰标上烟台给我买的条绒、皮鞋、油盐酱醋。”工作组一下子对起了账，似乎可以定案了。然而，工作组里有一个掖县籍的姓张的老头，把郑宝凤留了下来，对她说：“明天你在家写份检查,你贪一分写一分，你如果没贪写成贪污，这是污蔑党的政策。”第二天郑宝凤把检查送到检查组,其中一个叫隋子善的工作组人员说：“你怎么没写贪污？”郑宝凤说：“老张同志说了,我贪一分就写一分,我没贪如果写了,就是污蔑党的政策。”
        随着工作组的逼供，一个老治安主任自杀了。事情是他去了大队会计室一趟，结果会计手里少了20元钱，老治安主任被污告，他一气之下，到山林里上吊自杀了。结果这20块钱是别人拿去了。运动中，白白把老治安主任给逼死了。从此以后，农村的“三反”运动逐渐声势小了。
        “三反”运动结束后，簸箕掌村决定恢复郑宝凤的会计一职。老书记刘永生决定，由郑宝凤兼任村妇女主任。果然不负众望，郑宝凤自从当上妇女主任，苦活累活儿抢着干。25年的妇女主任生涯，簸箕掌村年年被县妇联评为先进单位。省、地区、县级领导都来村视察过。自1976年开始，郑宝凤作为妇女积代会代表先后多次参加了山东省、烟台地区及乳山县召开的妇女工作表彰大会。1985年郑宝凤被评为乳山县“三八红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