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记胶东育儿所幼稚园教师王占梅
郑华
新闻背景:1941年冬,胶东医院育儿所成立,主要收养党、政、军干部子女及烈士遗孤。1942年4~5月,因形势逐渐恶化,该所由荣成县沟曹家村转移到境内东凤凰崖村。1942年7月该所改为胶东育儿所,9月又迁至田家村。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所内儿童已由初时的2人增加到220人,所收养幼儿多安排到各村分散带养。1946年2月,根据胶东行政公署指示,该所一部分幼儿随公署机关转移至莱阳境地,一部分幼儿依然分居在田家及附近各村。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进攻山东,胶东西部形势日趋紧张,去莱阳部分幼儿又重新返回田家村。后迁至离城区较近的腾甲庄村。1948年,胶东全境解放,分散在各村的儿童集中居住,共收容儿童300余人。1952年7月,胶东育儿所由乳山县人民政府接管。
2013年7月,乳山母爱文化研究会接到来自上海一位女士的电话,她提供一条与胶东育儿所保育员有关的信息,有位84岁的老太太现居乳山黎明小区2号楼,她叫王占梅,是崖子镇哨里村人。1947年秋,王占梅在胶东育儿所任幼稚园教师,1955年育儿所解散,疏散人员时,她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主动带头回家。12月初我们走进了王占梅老人的家,与她共享那段峥嵘岁月的历程。
哨里村是革命老区,1947年,村里驻扎着胶东军区的兵工厂,安插着胶东育儿所的孩子。
1947年秋,因国民党进攻胶东,哨里村的兵工厂机器全部掩埋在秘密地点,部队大批人马也紧急撤离了,兵工厂只留了几个党员在保护。王占梅时任村里的青妇队小组长。一天,村里要召开复查会议,王占梅去找同村的四嫂开会。途中,她看到一个人被兵工厂的保卫人员盘问,保卫人员问王占梅是否认识那个人,王占梅说不熟悉,保卫人员问四嫂是否认识那个人,四嫂是外村来的媳妇,也对那人不熟悉。当保卫人员上前搜身时,只见那人腰上绑了一圈子弹,他一看身份暴露,拉腿就跑。保卫人员立即掏枪,王占梅吓得也跟着跑,结果,保卫人员枪法特准,一枪下去,子弹擦过王占梅的左脚踝又击中了那个腰上绑子弹的人。后来得知,那个被击中倒在小河里流血过多而死去的人是个民兵。而受伤的王占梅当场被兵工厂的人抬回家给予治疗。
同年秋,我胶东育儿所安插在莱阳的部分孩子重新返回境内的崖子镇田家村。回到驻地的育儿所孩子,也需要疏散抚养,于是崖子、东凤凰崖、哨里、蓬家夼、南寨、北寨等周边十几个村子都安插着育儿所的孩子。当时哨里村有一个叫辛世凤的媳妇就在育儿所工作,她经常带着育儿所的孩子回哨里婆家居住。18岁的王占梅看到比自己大五六岁的辛世凤天天与革命军人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玩耍,心里很羡慕。
王占梅姐妹三人,父亲在东北打工,母亲拉扯一家老小过得十分艰难。王占梅念了两年书后,家里实在供不起她上学,就辍学在家务农,织布、绣花、下地。她一心只想找个工作,好挣钱养家。当年,她很盼望自己能到育儿所里当一名医护人员,曾去报考过卫生学校,因文化程度不够没考上。为此,她农闲时节就参加识字班学习,平时在家也坚持自学文化知识。看到辛世凤天天带着育儿所的孩子回家,王占梅打心眼里想从事这份工作。
随着国民党进攻胶东的形势日趋紧张,育儿所的全体大小人员在战乱当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7年秋,胶东育儿所又从田家村迁至离城区较近的腾甲庄村安定下来。王占梅的脚伤一好,怀着对革命的无比忠诚,对军人子女的无比热爱,她主动找到辛世凤,问可不可以到育儿所工作,王占梅深知,自己不能干别的大事业,哄孩子这个活儿她愿意干。辛世凤通过了解,得知王占梅识字,有文化底子,人也长得秀气,脾气也温和,就答应推荐她去育儿所工作。辛世凤先是带着王占梅去见了一下崖子育儿所的齐医生和曲志敏医生。齐医生为王占梅开了一张去腾甲庄育儿所从事幼稚园教师工作的介绍信。与王占梅一同带着介绍信去腾甲庄育儿所报到的还有日后从事大婴儿室保育员工作的文登人张德贤、哨里村去的从事二婴儿室保育员工作的王秀湖、哨里村从事小婴儿室保育员工作的王爱翠。
王占梅带着齐医生的介绍信与另三位同伴早上从崖子步行向腾甲庄出发,走了一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育儿所所长刘志刚(女)和张指导员给她们三人到食堂领了饭菜,按排了工作和住宿。她们第二天就正式投入工作。
腾甲庄育儿所前后6个大门,操场在最后边。王占梅记得里面有好多的房间,有正副所长室、餐厅、马棚、成衣组、洗衣组、做鞋铺、事务组、会计室、医护室等好多科室。伙房建有两个,有成年人吃饭的大伙房和给孩子做饭的小伙房。胶东行署对在育儿所的孩子及在里面工作的教师、保育员等所有人员,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当年最标准的工资是一斤猪肉、四两黄烟。但她们没有工资,吃的住的用的全部实行供给制。一到穿单衣时,组织上就统一发放单衣,从里到外换一遍;好穿冬衣了,组织上统一把春夏秋等季的服装全部收走,再统一发放冬衣,从上到下,帽子、鞋袜、牙膏、牙刷,所有的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在那个虱子、虮子盛行的年代,育儿所里全体大人孩子的身上不能允许有一个生成,为了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全体人员每周都要洗澡,确保个人卫生达标,因此王占梅那时候不知道虱子、虮子咬人的滋味。每个在育儿所里工作的人家里,大门都挂着光荣牌,土地有人代耕、代种、代收。
1947年秋季以后,育儿所里有200多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有十四五岁的,最小的孩子只有一两岁。小学和幼稚园的孩子由教师全天候看护,大婴儿室、二婴儿室和小婴儿室分别有保育员全天候轮班看护。大一点的孩子上幼稚园,王占梅从事的幼稚园工作,当时不教文化知识,就是领着娱乐,由老师讲故事、编排小游戏、小节目、拉手风琴,领着孩子们排演娱乐。
据王占梅回忆,育儿所里住的都是国家的孩子,一个都不能马虎,人们都是用生命来保护这些孩子的。当保育员很辛苦,也很担心。当年腾甲庄育儿所的房子在夜间经常被扒瓦,瓦片哗啦啦响,十分惊人。保育员们以为是土匪爬墙头,人人神经紧张。为了保护孩子,育儿所实行夜间上半夜和下半夜两班倒看护制,门外有总务股人员站岗放哨,每晚上发小米给值夜班的保育员在室内熬小米稀饭暖和身子。后来得知,经常在夜间往育儿所院子里扔瓦片的并不是土匪所为,而是一种叫土豹子的野兽在房顶上扒瓦制造的紧张气氛。
据从莱阳档案局查到的资料显示, 1948年5月9日,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有一则针对胶东育儿所的训令,上面将育儿所的执行编制、领导关系、孩子的编制、保姆的人数及选举条件、收容小孩的原则、介绍小孩的手续以及设备与经费都做了详细的说明。
育儿所执行编制:设正副所长、指导员、文化教员、管理员、会计员、事务长、事务员、医生、卫生员、保育股长、通讯员各一名。缝衣员四人,小孩15人设炊事员1人。收容小孩不足五十人的,事务员与缝衣员可酌情减少。小孩增到七十人以上,可增添事务员1人。小孩增到百人以上,再增添事务员1人。
育儿所的领导关系:各级保育委员会负责育儿所的工作方针与原则问题,各级妇联负责检查育儿所的工作情况,并有责向保委会提出工作改进意见。育儿所行政领导属于政府,具体分工给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该负责贯彻保委会的方针及一切决定,卫生部门负责育儿所内卫生方面的业务指导,并按期进行所内孩子卫生的检查。
育儿所孩子的编制:1、收容人数。目前刚开始设备,各方面尚不健全,暂决定收留五十人,等略有基础再决定增加。2、孩子的编排。按相同周岁编在一起,划分小组,有系统地进行抚养与管理。
育儿所保姆的人数与选举的条件:(一)、保姆人数的规定。小孩1周岁至两周岁每人用保姆1人。1周岁以上到四周岁的小孩,每个保姆照顾两人(孩子体质太弱的,一个孩子用保姆1人。)4周岁以上的,1个保姆要照顾三个到四个小孩。满五周岁的小孩,在育儿所未设幼稚园前,仍与四周岁的小孩划在一起。(二)、保姆选择的条件。1、没有遗传病的、慢性病,身体健康者。2、精神活泼,性情温和者。3、发育健全,五官无缺陷者。
育儿所在未设保小前,年龄大的儿童可入驻村小学学习。一切供给由育儿所负责。
育儿所收容小孩的原则:1、男女双方均脱离生产的革命军人与革命工作人员的一周岁以上不吃奶的小孩。2、男女双方离开胶东放在乡村吃奶与不吃奶的小孩,又无固定人经常照管,致使小孩受到不应有的委屈,故决定今后统由育儿所供给与检查,如有不适当之处,育儿所可扣回抚养供给。3、家中确实无依无靠的干部小孩,经专署根据实际情况批准介绍入所,抚养供给。4、男女双方均脱离生产,不论在何地工作,小孩已放在家中或放在当地有人照顾不愿送所的,其供给由当地政府负责。
育儿所介绍小孩的手续:1、各级党委(县委以上)秘书处、各级政府(县以上)民政部门、军区或军分区的司令部、政治部均可分别直接介绍属于本单位干部的小孩入所属育儿所抚养。2、属于干部家中无依无靠的小孩,均须经专署批准介绍入所,其他机关不得直接介绍,以防紊乱。
育儿所的日常设备,按收容小孩50人设备如下:(一)、用品类:木床50张,单褥子50床,棉被50床(小孩用公被),桌8张,凳50个,饭碗100个,匙子50个,饭盆5个,饭篓5个,小水桶5个,洗脸盆50个,尿钵10个,澡盆3个,饭勺5把,门帘10架,缝衣机1架,油布20块(小孩接尿用),钟1架,灯13盏,蚊帐50架,暖瓶5把,剃头刀2把,推子1把,铁锨5张,剪刀2把(缝衣用),锥子2把(做鞋用),刀铲子2把,小车2辆,扫帚10把,竹扫帚2把,锅2口,锅盖6个,笼屉1套,菜刀2把,铁勺子2把,水瓢4个,面板2块,菜板2块,菜盆10个,水缸2口,水桶4个,担杖2条,围腰布7块(厨房用),盖板布8个。(二)、医药类:天秤1架,体温器1个,听诊器1个,刀子2把,剪子2把,针管6个,洗眼壶2个,消毒锅6口,镊子6把,方盘1个,量杯2个,瓷盆2个,洗涤器2个,白布55万尺,药匙子2把,小药架子1个,药棉一磅,乳钵2个,药膏刀1把,磁药膏板1块,吸入器1个,磨口瓶20个,普通瓶20个。
另外,胶东区财政经济办事处也下发了《关于保育院、保小、托儿所小孩冬季暂行供给办法通知》,对伙食、宣教费、日用品和被子等做了详细说明。
伙食方面规定:1、三周岁到六周岁的每人每月发粮二斤四两,烧草三斤,油三钱,盐五钱,肉二钱,粗米1斤(结余粮食准予变价改善伙食及小孩零用费,包括草纸普通津贴洗衣洗澡草及肥皂等)。2、十周岁以下六周岁以上的小孩除吃粮按细粮外除,与原供给标准同。3、在保育院、保小、托儿所工作的工作人员的小孩,周岁到三岁集体抚养者,按上列规定自带抚养者,按保育粮规定。
宣教费规定:保小学生每人每月光连纸四张(包括文具纸张),教员每人每月五张,其他人员按原供给标准规定。
日用品规定:三周岁至六周岁按成人标准规定(以在保育院、保小、托儿所为限)。
使用被子规定:三周岁至六周岁除原带来之被子外,另发成人二分之一的公被一条,以作小孩单独睡眠御寒之用。如原来与父母同睡,无被子带来者,经机关执行负责人证明后准予发两条(其一条为该院公被),该公被出院时不得带出,由该院保管。十周岁以下六周岁以上的小孩除供给标准规定外,另增棉絮半斤(不足三斤者按三斤补足)。
王占梅从18岁走进这种军事化管理的育儿所工作,一干就是七八年。她先后经历了三任所长,第一任所长叫刘志刚(女),解放后调到北京,指导员姓张;第二任所长叫宋武(女),指导员姓丛;第三任所长叫邵文禄(男);第四任所长叫段惠轩(女)。几十年过去,她仍旧能叫出自己同事的名字,她手指着泛黄的照片上那些青春活泼的女孩子一一告诉我们,她们分别叫邢玉敏、李素贞、孙凤金、单淑媛(大陶家)、田明金、李秀莲、单桂福(翁家埠)、于淑贤(白沙滩王家口)、刘淑玉、单淑花、王彩兰、孙叔花、张永寿、段惠轩。
王占梅难以忘却的是,教小学、幼稚园的老师有好几个,其中教小学的有王世伯,还有一个丁老师,他们教的是大些的孩子,最大的有十四五岁。王占梅所教的幼稚园有30多个孩子,全是七八九岁的孩子。白天上课时间是上午两个点,下午两个点,余下的时间是老师带着孩子做游戏、玩耍、演节目、郊游。孩子们很调皮,有的老师压不住课堂,孩子们闹腾得老师上不了课;令王占梅自豪的是自己能够压住课堂,孩子们喜欢听什么,她就讲什么,再加上她性格温和,孩子们很喜欢她。那些调皮的孩子,她从不大声训斥,总是单独把调皮的孩子一个一个叫出去,用好话商量,用友好的语气鼓励他们做个好孩子。这个办法总能奏效,孩子们也很给面子。
有一件事让王占梅记忆犹新,至今为回答不上孩子的问题而难过。秋后有一天,她带着孩子郊游,看到绿油油的麦油,有一孩子很好奇地问她:“大姨,为什么这个麦苗冬天这么绿?”这个问题一下子把王占梅问住了,她当时心情很着急也很无奈,望着孩子充满求知欲望的眼睛,自己不能瞎说,只得对孩子说了实话:“大姨也确实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等我有时间找书看看再回答你,好吗?”可是,王占梅日后没有找到相关的答案,这个问题从此不了了之。但她一想起这事,内心还是十分内疚。
1952年,育儿所由乳山县政府接管,王占梅仍在育儿所幼稚园里工作。1954年,25岁的王占梅经同事张永寿的介绍,与乳山县油脂公司的郑增祥结了婚。婚后一年,他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在育儿所工作期间,经人介绍,王占梅写过入党申请书,当时党的组织生活她每次都参加,但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她没有在育儿所完成宣誓这一程序。
1955年,胶东育儿所宣布解散。大批南下干部回育儿所领孩子,近三百个孩子,有9个没人领,王占梅清楚地记着其中几个孩子的名字,有李全、进勇、克平、建军、招领(大名于涛)。没人来领的孩子全部由乳山各界人士领回家抚养,其中招领是被医院的一个李医生领养了。(日后,进勇和克平两个孩子在长大成人后,还亲自来乳山找到王占梅,了解自己的身世情况。王占梅还领着克平上崖子村找过李秀莲了解,又建议克平上青岛找一下在那里生活的王爱翠再了解一下情况。)
组织上开始疏散育儿所里的工作人员,要求党员带头回家。王占梅想到自己每次都参加组织生活,骨子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她和党员张永寿主动提出带头回家,组织上给她开了一张回农村发展的证明信,她从此就离开了胶东育儿所,带着孩子来到丈夫身边。就这样,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至今党组织的名单里也没有她的名字。
1955年王占梅被疏散回家时,孩子才两三个月大,对于王占梅来说,生活简直不能过了。长期在育儿所工作,吃饭全部吃食堂,王占梅从没做过饭,也不知道饭是怎么做的。照顾男人和孩子的重担也令她无所适从,长期的精神抑郁令王占梅一下子得了病,整天头疼。
1958年,王占梅先是在乳山糖厂当了一名工人。1960年,丈夫郑增祥调到马陵铁矿上班,她只好辞去糖厂的工作,跟随丈夫来到马陵铁矿。当时正是全国闹粮荒的年月,好多人都吃不饱饭。王占梅身边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肚子里还带着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王占梅看着自己和孩子在厂子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决定回哨里村种庄稼,她大包小包推着孩子回到哨里,但被拒绝落户。没有办法,她又推着孩子返回了马陵铁矿丈夫的身边。然而她这一回来,她在马陵粮所的粮被掐了,一共是27斤加上孩子的8斤。没有粮吃,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她找到诸往公社,公社领导给她开个回哨里村落户的证明。
王占梅第二次带着孩子举家搬迁哨里村,正赶上村里吃食堂,广大社员即使不同意她和孩子们回村落户,但是上级有证明信为凭,村里只得将他们留下,分了一点自留地给她家。
回村只吃了五六天食堂之后,就不吃了。没有饭吃,王占梅找到队长,问怎么办?队长说:“坚持一下,住三天二日就能割地瓜头了。”就这样,东家来送个地瓜,西家给个芋头,王占梅把不能吃的棒米塞子和花生皮也粉了拿来充饥,饿得得了水肿病。赤脚医生王凤月送了三斤豆子给她,她就用这三斤豆子推粕,和着山里的荞麦菜、芋头菜、槐树芽、野菜等馇菜才保住了一家人的性命。后来经上级调查,按政策给王占梅落实了到粮管所购粮的证明,她一下子将以往欠她的粮食买回来一百多斤,生活总算走上了正规。
用王占梅的话说:“我住了一辈子流门户。”当年她回哨里村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在父母的三门小破房里。一家老少七口人挤在一起,丈夫在外工作,一个月仅四十几块钱的工资,家里所有的开销全凭这几十块钱打理,生活琐事全压在王占梅一人的肩上,王占梅的头疼病一天重似一天。
随着日月的推移,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相继长大成人,为了给儿子盖房子,王占梅从买料,到找匠人,再到侍候匠人盖房子,她里里外个一把手,用一辈子的积蓄给两个儿子盖了两座房子,而她自己这一生却没能住上自己盖的房子。现如今她和老伴已被女儿接到市区,寄住在女儿的楼房里。
每当看到电视上出现老党员的影像,84岁的王占梅那一个久埋在心的党员梦就在眼里放光。如今她日日为自己找不着组织、找不着党,找不着自己的工作档案而寝食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