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七十年（十）

　　               　　                  刘铭娟 宋述仁　　

 

1972年述仁复原回地方当了一名医生，由于他聪明好学，工作积极肯干，加上当时医疗人才匮乏，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他多次外出进修，到青岛市立医院眼科及五官科进修学习一年，到莱阳卫生学校外科专修班学习一年（学理论半年实践半年），到文登骨科医院学习骨科半年，到青岛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进修学习一年。1975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经群众推荐到山东医科大学上学一年，他学习很用功，也很执着，学习外科手术时，吃饭、睡觉前都在床上练习手术打结的基本功。当时医院规模小，科室设置不全，医生都是“万金油型的”，外科医生非常少，技术力量薄弱，他常常是不分白天黑夜随叫随到，有时通宵达旦爬在手术台上。由于他工作积极认真，又心灵手巧，在实践工作中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大夫，被誉为外科“一把刀”。组织上对他也是很厚爱，1985年他四十岁时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同年又被任命为副院长分管外科、妇科、五官科、骨科及全院护理工作和政工工作（任职八年）。1993年又被任命为院长，至2000年他五十五岁时退居二线（任职八年）。在他任职期间，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在北京租了房子，分期分批地把一大批医生、护士，根据不同学科，选送到北京各大著名医院，如：协和医院、301医院、中国科学院肿瘤医院、阜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市肿瘤研究所等进修学习，回院后他们都成为业务技术骨干，有的还当上院长、副院长和科主任。同时他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医疗设备，在医院的发展史上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谦虚、宽容、廉洁，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望，口碑也不错。

退休后为发挥余热，为群众解决点实际问题，他没在家休息，又办了一个德仁堂诊所仍在工作着。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磨难和疾病的严峻考验，我们是青年时期的知己，生活上是一生的伴侣，在工作学习上是相互帮助、互相支持的战友，当然他也曾经是我的领导。

 

待人

能够在一起工作那是缘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同志之间难免有些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些误解和分歧，要有包容的心态，不能斤斤计较，事事放在心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要坚持，错误的坚决改正，时间久了，岁月长了，有些矛盾就会自然化解。在我四十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科的一位老同志到我家和我交换意见说：“以前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有伤害到你的地方别往心里去……”我说：“我这个人性格急躁，为人处事直来直去，有话说在会上说在当面，虽说不是坏心，但在日常工作中也难免有伤害到大家的地方，也请您多包涵，我不是当官的，又不会打击报复，在今后的工作中咱们只要互相帮助，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就是了”。后来朱宁主任调走了，我当上了科室主任，这位老同志积极配合我的工作，对我的工作帮助最大。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对人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善意的态度，总有一天是会被别人理解的。回想起来，在我家庭最困难，身体深受疾病折磨的时期，为了开展新技术、新项目，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阻力，我非常希望我周围的同志，能够理解我、支持我。对我工作中的不到之处，能善意地批评指正，而不是恶意中伤，工作中的要强出头和工作方法的欠缺，常招至一些非议，对那些不实之词，常常使我痛苦不堪，不过现在我也很高兴，我用一生的努力赢得了大家的认同，也总算没辜负我真心实意的付出。

1959年刚参加工作时，整风反右运动刚刚结束不久，紧接着就是反右倾运动，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我年小什么也不懂，只是带着两个耳朵听，进入60年代以后，又经历了小四清运动，紧接着又是大四清运动，这次运动上级还派来了工作队，当时我已进入青年时代思想单纯积极要求进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运动之中，成为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当时医院党支部书记是张维义，院长是许际平，他二人都是军转干部，都是贫苦出身很小就参军，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干部，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可算是根红苗正，但也受到冲击，当时各科室没有科主任，都是领导指派的负责人，我们这些积极分子，被工作组安排在各科室领着学习文件，还经常在上班时间抽出去开会，就这样从科内负责人到科室的其他同志对我就产生了不信任，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在我面前不说什么，背后对我不满意，议论纷纷，无形中产生了矛盾，我初步品尝到了政治运动对每个人、尤其对我个人产生的恶果，虽说当时运动的对象是对个别领导、部分科室负责人及财会人员，我们科室均未受到冲击，尽管如此我与身边的同事及科室领导产生了隔阂，成了科室里的少数派，我感到非常孤立，从全院看也是如此，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群众之间、干群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四清运动结束后，工作组撤离了医院，但四清运动造成的后遗症却依然存在，使我们这些积极分子陷入尴尬的境地，我认真进行了反思，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这时把以前到医院搞四清运动的工作队长揪回来进行批斗肃清流毒，把他关在空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写检查，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天下大雪，气温很低，我找了两个一千毫升的盐水瓶子灌满了热水，送给他取暖，这位领导当时激动地对我说：“你赶紧走，别连累你，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看看大家都离我远远的，你千万别再来，谢谢你……”我看到一些原来的积极分子大多躲着他，有的还起来批斗他，甚至用一些极其粗俗下流的语言，以不实之词，恶语中伤。当初的工作组领导，他们的办公室人来人往，拍马溜须的人多的是，现如今他就像囚犯一样被监视。我认为他是受上级委派下来按照上面的要求办事的，他们个人没有什么错，即便有错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他们是我们的同志，不是我们的敌人，随着运动的逐渐深入，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政府和当权派，我看到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的牌子被打砸，干部被揪斗，还挂着牌子游街，当时非常不理解，虽然我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但绝不做这出格的事，我认为谁都会犯错误，干部也是人，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是难免的，就是有伤害到自己的地方，也不应借机报复，以残酷手段对待他们。不应该糊大纸帽子，挂牌子游街，开批斗会，这是对人格的侮辱，更有甚者动手动脚、拳打脚踢，我理所当然地成为所谓的保皇派。

我认为做人处事要有原则，绝不能随波逐流。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一打三反又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的干部和群众，人人自危、互相设防、互不信任。1975年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我从青岛进修回来，大家的思想观点一时还转变不过来，对我开展工作影响很大，我是顶着很大压力开展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