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七十年（八）

　　               　　    

  刘铭娟 宋述仁　　

 

在内分泌病房住了四个多月，进行了多项检查和试验，最后又做B超检查。

那个年代，我们基层医院还没有B超机，协和医院也只是一台黑白的比较小的机器，幸好碰到李主任，他带了好几个学生在B超机前，一边看、一边讲，经过他仔细反复检查后,看到我颈动脉内侧，甲状腺后方有一肿物，李主任约我第二天早晨又做了一次。晚上到病房办公室看到我的报告单发来了。B超确定了甲状旁腺的大小和位置，正常甲状旁腺有四叶，像小米粒大小，特殊情况下有异位的，可以长在大脑或胸腔，那就更不易发现了。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到北京住院后，医院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都可怜我的不幸遭遇，都为宋述仁担心，说他从小没有亲妈，中年妻子又是这样，一旦有个好歹两个孩子又像他一样，这以后可怎么办？当我明确了诊断虽然还没手术，还没最后做病理确诊，但我好像有了希望。我写信告诉述仁我的检查情况，同时也告诉他，我可能还能回家，还能工作，还能照顾孩子……

戴为信教授通知我可以转外科手术了，我请他帮我联系及早转到外科，他找到了他的同学留美学者管教授，办理了转科，在我做手术前，需家属签名，这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必须是自己的丈夫。他在我住院期间曾来过一次，是来送病人会诊的，借机来看望我，我请了三十分钟的假，他带我到天安门前照了张相片，我知道他可能想到我们将来不一定还能在一起。在回医院的路上，我向他交代了一些事情：

“咱这次分新楼，你在家做了几样家具，利用我父亲卖房剩下的几百元钱咱买个福日牌小黑白电视机。一旦我的病不好，你要另找个人，告诉她房是新的，家具也是新的，电视机是新的我还没看过，唯独我没有亲人托付我的孩子，你们要善待他们……”

一谈到孩子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两个孩子就是我的一切，除非我没有了生命，我不会割舍他们。

宋述仁给我买了鸡蛋，买了红烧肉，这是我在家所享受不到的，因为一九八三年工资仍然不高，我知道他是为了给我补充营养。他还问我，你现在最想见的人是谁，我想了半天，孙吉欣自调到北京，与我们就失去联系，我非常担心她，经多方打听，她在文化部医务室工作，我们俩去看望了她，还到她家吃了饭，我看到了她和她的爱人，他们生一男孩，当时七、八岁的样子，看到他们现在的境况，也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在我做手术的头一天晚上，述仁带着我们七岁的儿子来了，这次是我住院期间第二次来，因为儿子顽皮留在家里怕闯祸，来北京后他把孩子送到我大哥家（因二婶在他家住），孩子在楼下玩了不大一会，就与邻居家的小孩在楼下打起架来。无奈述仁就把孩子带到了身边，住在部队招待所（煤渣胡同）。七月份的北京酷暑难耐，为了省钱他爷俩住在一个床上，汗水把床铺都湿透了。从沿海地区来的述仁根本就不能入睡，当时我们的工资收入很低，一家三口进京，还要为我增加营养，述仁每天三顿吃冷面。冷面最便宜每碗2元，给儿子买点荤食添补，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他来时买了一箱子我们县罐头厂生产的罐头，还有奶粉，他是想让我手术后吃这些东西，以增加营养和钙的吸收。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从电梯口被送上了手术室，打了高位硬膜外麻醉，在手术过程中，曾切了两次组织到病理科冰冻切片，确定都是甲状腺组织，没找到甲状旁腺腺瘤，这时麻药已过时了，手术大夫考虑再打也有点晚，所以他们就继续往里找，经过八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病灶，给我看了一眼。

这时，述仁在楼梯口焦急万分，他凭他自己的外科经验，手术超时怕有意外情况发生。     

手术后医院的规定不允许家属陪床，只能按规定时间探视。我自己躺在床上想翻身，但头和身子不协调，手把着头才能翻过来。我想到外面走动一下，因为我手抱着脖子，旁边床上是防疫站的一个病人，他开玩笑说：“刘医生上了断头台到阎王老爷那里去报到，那里不收，又打发她回来了。”我想笑也不敢笑，手术后的第四天，我就拆了线，出院后我们三人在我姐家住了一个周才回家。回家两个周重返工作岗位。我这次住院使我开阔了眼界，认识到高尚的品质、高深的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病人的身心康复是多么重要，是北京协和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我深受疾病折磨、万般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些帮助我的恩人，从此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医患关系，每年述仁到北京去出差，也忘不了去看望这些曾经救过我命的贵人。

后来述仁担任医院主要领导，又通过他们与协和医院领导层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我们这所基层医院攀上了中央级大医院的高枝，协和医院成了我们医院重要的进修基地，先后接收了多批次、多学科的医护人员进修。尤其是在协和进行了护士长对口轮训，这对于一个县级医院来说是破天荒的，我们既学习了新知识新技术，也学习了人家的好思想好作风，大大地开阔了眼界，迅速提高了我们医院的服务质量。戴为信教授为此帮了不少忙，尤其是在他任科教处处长时的哪些年，戴为信教授还利用假期携爱人眼科秦梅教授到我们医院讲学，到临床指导工作，为我们医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2005年我因多年“心动过缓”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诊断为“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早在1978年，述仁在青岛山大医院进修泌尿外科一年刚结束后，又请示领导同意到普外科学习一段时间。有一天早晨我突然感到胸闷、憋气、呼吸不畅、咳嗽，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就住院了。那时候内科病房负责人是战润生（已病故），他负责我的检查与治疗。发现心跳过慢，用过一些调整心率的药，稍有好转。述仁从青岛回来，战润生大夫请示领导，让他陪我到山大医院会诊。由于去的时间比较短，看了看我们医院的病例，他也认为我关节不好，心脏跳动过缓可能与风湿病有关，我的病在当时没有明确诊，住了几天就出院了，一直按照风湿病治疗。心跳慢就用点心宝、氨茶碱等提高心率的药物。在我们医院，多次做心电图，心电图报告单都是“窦性心动过缓”，在那些年里，我左侧头痛得厉害，也吃了不少止痛的药，曾到文登、青岛、济南做过脑磁共振，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直到1983年，我到协和医院做了“甲状旁腺腺瘤”手术以后，全身骨及关节痛基本缓解，但心动过缓依然存在，头痛头晕经常发作。请心内科知名教授会诊，经过详细检查，确诊为“病态窦房结综合症”。药物治疗到1998年，兰胜才主任带我到北京阜外医院，又请专家进一步会诊，根据我的病史和临床症状，他们建议安装“心脏起搏器”。由于我对这种新机器认识不足，更多的是害怕，觉得手术对我来讲，很难再接受了。又拖了几年自觉症状越来越重，心跳次数越来越少，白天最多只有四十几次，晚上最低时三十多次，活动时因大脑供血不足经常感觉头晕，眼前发黑，尤其是过马路很害怕摔倒。2005年兰胜才院长主持医院工作，他是心血管专家，知道我多年患病的情况，在他的督促和鼓励下我才下定决心手术，他派人陪我到北京阜外医院，找经验丰富的专家给我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在我看病和住院期间，他给予了周到的安排，我非常感激，至今仍铭记在心。如果没有这些领导的关心、爱护，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