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七十年（七）

　　               　　       

  刘铭娟 宋述仁　　

 

治病

我从26岁就周身关节痛骨头痛，当时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开始时天天打青霉素,青霉素注射对注射部位刺激很大，打了几年以后所有能打针的地方，肌肉都形成硬结，打针时药水都推不进去，顺着针眼就流了出来。

后来又打长效青霉素，十五天一次。长年用保泰松等抗风湿药物，也间断使用激素，病情不仅不好还不断加重，那时应该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但骑自行车打粮，车子倒了我都无力扶起，去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往外走时，稍微一拥挤就被人挤倒了，我要费好大力气才能爬起来。与熟人见面时握握手，我的手指关节疼的都能喊出声来，起床时两臂无力支撑，不能在床面直接起身，要滚身下地，腿先落下，身体才能慢慢站起来，上厕所蹲下起不来，要用手支撑，用全身的力气才能慢慢站起来。全身骨头疼痛、肌肉松弛无力，这是个什么怪病？我带着片子跑遍了青岛济南的各大医院，多次看过医生，都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建议疗养和休息治疗，同时我又去看中医，吃了不少中药。1980年我在莱阳卫校大专班读书时过集体生活，症状明显加重，每天都使用抗风湿类的止痛药和激素，致使晚上睡眠不好，影响记忆力还经常头晕头疼，所以在学习上，要比其他的同学付出不知多少倍的努力。在我39岁那年（1983年），骑自行车遇上地面的冰雪而滑倒，两上肢肘关节处发生撕脱性骨折，从此生活不能自理，也无法工作了。根据医生意见到温泉疗养院做水疗，在疗养期间服用了大量的补钙药，我忍痛坚持天天走路爬山锻炼经过3个月的治疗也不见好转，回院后，还经常感到我的脖子不舒适，自己用手摸着觉得好像有一个小结节，但是别人摸不清，当时基层医院还没有B超，我和我爱人就全身广泛脱钙的疾病和发病原因看了不少的书，考虑到可能是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当时的教科书和医学文献对甲旁亢这种病报导很少，权威的教科书也只有几行字。

1984年王绍宗主任（后任院长）去北京转诊病人，勇仁海书记安排我一起去看病。在路上，王主任跟我说：“老娟你的腿弯曲了。”我听后心里难受极了，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出发前我与述仁商议好进京一定要看内分泌科，我们也打听好了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最棒。到了北京协和内分泌门诊，医师问我：你怎么不好？我说我全身关节痛多年。她说你关节痛为什么来内分泌科检查呢？我就把我的病情前前后后的治疗经过向她详细地叙述了以后，她开了拍片及化验的各种检查单，分别做了检查，7天后取结果。在这期间，我与王绍宗主任拿着我以前拍的骨片去了几家大医院，专家都还说是风湿，类风湿。在我对自己的疾病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到协和医院取检查结果，放射科报告是：“根据骨质改变符合付甲亢。”十几来终于有了不同的诊断，我当时就觉得我见到了光明有了希望。当我把报告单和片子送给医生看了以后，医生说：“没见到这么多年的甲旁亢还能走路的。”她又找另一位高龄大夫，看完检查结果后，问我有没有家属来向他交代病情，我说我就是医生，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讲。他谈了几条以后，最后一条说：你要住院治疗，医生什么时候让你走，你要听从安排。我明白他的意思，可能诊断还不清楚，也有可能不是好病，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住到内分泌科病房。

在住院期间，我看到像我这种病的还有三个病人，他们都是几经周折才找到这家医院，有的瘫痪在床，有的只能坐轮椅行动，给我查房的教授都惊奇，说我病程这么长了，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的活动，很少见。但我心里明白，这么多年我是咬着牙坚持的，才没有耽误工作，又和正常人一样的做家务，以頑强的毅力和决心坚持上完学（大专班），又多次外出进修学习。假如不是这样，如果早早卧床，怕是早就瘫痪了。住院后，病房大夫不让我自己上下楼，更不让我一个人出门，他们怕我骨折。从拍片看，我全身的骨头因脱钙而变形。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调整好心态，充分利用住院的休闲时间，学习外语，试着翻译点医学文章，

协和老病房是清朝时期的王爷府邸（醇亲王），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所到之处都是青砖绿瓦的楼台亭榭，由高大挺拔而历经苍桑的古树环绕，还有些奇花异草，虽经文革的冷落还是顽强地生长，开放着各种各样娇艳的花朵，散发着阵阵幽香，环境虽欠管理（文革影响），但其幽静和美丽还是非同一般。

我没有过多的心境去欣赏这如图似画的美景，但我可以享受这里的幽静，我坚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到花园学习和思考。面对着生死存亡的大手术，我没有胆怯没有悲观，以积极的态度勇敢面对现实，充分利用住院期间的休闲学习充电，也是对自己毅力和意志力的考验和锻炼。

协和医院的进修大夫，对自己分管病人的各种化验标本，必须早晨到病房采集，他们有的没抽过血，有的病人血管不清抽不出来，我就帮助他们抽，就这样与他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我这次看病，得到我堂哥刘振武(刘增岳长子)的全力帮助，他帮助我挂号，办理住院手续，做特殊检查，以家属的名义签字。大哥在中央卫生部基建处工作，他15岁就离开家参加革命队伍，后由部队调干上大学，毕业于东北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卫生部工作。我上小学时他每次回家都给我带些小礼物，有一次送给我一个硬皮笔记本，扉页上哥哥写着：“好好学文化、好好学知识、好好学技术。”每当我在本上写笔记，我都先看看这几行字，对我是一个鞭策和鼓舞。他是我自小就非常敬重的亲人，后来他调到国家残疾人联合会负责组建康复研究中心，任第一任主任，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

我大舅家六姐焉俊占(焉晋智的小妹)，上世纪五十年代烟台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到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护士，因她字写得漂亮，又有文才，医院领导调她到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她又考入新疆医学院医疗系，当时培养她,是留苏的大学生。由于遇上文化大革命，所以毕业后与当时任新疆自治区教育局长的云光结婚，文革结束后随云光进京，她又考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工作，任该中心社会部部长。今年80岁仍然在著书立传，继续做着我姐夫未完成的事情，她是我一生的榜样。六姐夫云光（病故）是中国政法大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教授），校长是彭真兼任。他们在百忙中，常来探视，常来给我送水饺、排骨、红烧肉、油炸的各种面果子。云光中等身材，轻言慢语，举止文雅，思维敏捷，非常健谈，谈话内容丰富而生动，非常条理且具有哲理性。他晚年著述颇丰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姐夫是述仁最仰慕的人，他们的为人处事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甚至影响我们一生。

协和医院是国家级医疗科研单位，协和医院的内分泌科是全国一流，甲状旁腺疾病包括恶性肿瘤、腺瘤、增生等在当时全国报道不多。我住内分泌科后经过详细检查，如低钙饮食一周，每天早晨抽血化验，住了一段时间，又低蛋白饮食，再抽血化验。医院规定，在这些特殊捡查期间限制外来饮食。哥哥姐姐工作那么忙，我就不让他们再来送吃的，他们每次来看我，都见我在花园学习，他们都要我好好休息，并给我送来小说、杂志要求我放松放松。可能是他们觉得我的病能不能治好都不一定，何必还那么用功学习。

我隔壁病房有一个女病友，因垂体瘤住院，因她丈夫没来北京陪床，她又想家，又想孩子，整天哭哭啼啼，我有空到她病房开导了几次。

有一次戴为信教授值班，巡视病房时发现我不在，得知我又去做病人的思想工作，他找到我询问完我的病情后说：

“你去做别人的工作，怎么我从来没看到你的爱人来看你？”

我把他在外科工作，因大夫少工作忙，他又是外科大夫中的主力，所以离不开，家中还有两个孩子，也需要照顾的情况向他汇报了。当场的几个大夫对我说，你的病程比现在那三个病人都长，他们都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可你还这么努力学习，还帮我们做病人的思想工作，你是怎么做到这些的？我说：

“就是忍耐和坚持劳动。”

他们说：“你真是一位心胸开阔、意志坚强的女人。”他们认为就是我的“忍耐和坚持劳动”增强了我的体质。我这病一旦卧床，骨头脱钙会更严重，钙离子进入血液引起血钙更高，高血钙还能引起肾或其它脏器结石，一旦手术易产生废用性瘫痪。他们的几句话，使我觉得越是有技术有知识的高级教授，越平易近人，越体贴病人，使我对她们的敬仰又增加了几分。时间长了，这病房的大夫、护士对我非常好，我经常到医生办公室找点资料看，我姐姐给我带来的书籍杂志，他们晚上值班也随便拿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