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七十年（五）

　　               　　  

    刘铭娟 宋述仁　　

 

后来科室负责人朱宁，在科内告诉大家，领导安排我上学一年。有的同志也去找领导，攀比我说：她已去青岛进修一年，又去医学院旁听课……领导跟他说：你回去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等像刘铭娟那样努力工作，下次如果有机会，一定也让你去。我听科室领导告诉我以上情况后，心里才明白我上这个学，也是不容易的，给院领导增添了麻烦，在科室人少事多的情况下，科室领导也要顶着一定的压力。科室的同志也要分担我的工作，所以我更加珍惜我这梦昧以求、来之不易的机会，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我们班共有五十名学员，教材是大学本科医学生使用的八门基础理论课，检验人员外加寄生虫微生物学，专业课有：各型血液病的理论知识及看骨髓片。那时文化大革命已基本结束，学校已走入正规，对教学质量抓得比较严，要求也比较高，经常进行考试。考场纪律很严，不许看书，不许带小抄，不许互相交头接耳等。有些护士长虽然是中专毕业，因年龄较大，一背书血压就高，更承受不了经常性的考试 ，半年不到就因病陆续退学十多名，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专业课考试对于我来说，比较轻松，但对于八门基础理论课，需要强记硬背下来，比那些身体健康、年纪小的同学，不知要多付出多少倍的时间和精力。我半个月，要到卫生室打一次长效青霉素针。天天口服保泰松（抗风湿药），由于常年用药，大脑兴奋，加上宿舍人多，各自休息时间也不一致，所以我长期睡眠不好，记忆力就减退。加上心跳过缓（退休后因心脏窦房结功能不好安装心脏起搏器），导致常年大脑供血不足，头痛头晕是经常的，所以就更加不清醒。

我每天早晨比别人要早起两个多小时，找个安静的地方去背书，因为早晨头脑能清醒一些，到了晚上上晚习，头就开始疼，教室里人多环境噪杂学习也记不住，我就自己在宿舍，找个安静的地方学习。就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硬是坚持了下来，拼了下来，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从平时小的测验乃至毕业考试，每门功课都取得优良。我自己知道这一切，可以说是拿生命换来的。

春节放了几天假，我想到爱人和孩子，恨不得一步就跨进家门。当时我们住两间平房，是在医院宿舍的最后一排，推门一看他们爷儿仨睡在一个小炕上，盖的被子中间只剩下两行布，棉花都在边上，而且脏得厉害。

我就赶紧拆开洗，因为是过年，过年是不能干活的，尤其是不能洗衣服，但是假期时间又太短，没办法只好偷着洗，来人了我就把洗衣服的大盆放在桌子下面，人一走赶紧洗，等洗好后，再到井边冲干净，晒干后赶紧缝好。等把全家的脏衣服、被服折洗干净后，返回学校的时间也到了。回家听邻居们说：孩子放学回家，经常爸爸还没下班，就在门口蹲着等，西邻李振卿护士（已病故）发现后经常把他俩领回家吃饭。有时述仁下不来手术台，就请护士到伙房领点饭送回家。有一天晚上，述仁在手术台上抢救病人下不来台，当班护士又各司其职，其他的人都已经下班了，述仁心里干着急也没有办法，当时天气很冷，还下着雪，孩子们在门口等得时间长了，又冷又饿就倦缩在一起睡在门口。李振卿护士发现后，她把孩子一个一个抱到自家炕上睡觉。当我听他告诉了我这些事后，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还有一次，我的上海牌手表坏了，放在家里，述仁请人修好放在桌子上。儿子拿出去玩，玩够了放在裤腰带上别着。继续到处跑着玩，回家见爸爸到处找表，他一摸裤腰上没了手表，急忙跑出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回来后爸爸罚站。姐姐以为要打弟弟，赶紧护着不让打，嘴里还说：“坏爸爸，妈妈不在家，还打我弟弟。”就这样，弟弟没挨打，反而姐姐挨了几下。在当时，手表是很珍贵的，述仁又忙、又累、又生气，事后，他心里也很难受。

在我上学期间，国家又提了一次工资，当时职工工资普遍较低，但增资面很窄，是针对工龄长、工资低的这部分老同志。

我是这部分人中的典型代表，但由于我不在单位，科室里没有提名，全院还有几名与我相似的同志，后来领导又争取了几个名额，由院领导提名，在全院讨论投票我才被提名。

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外上学，没有回去找过领导。但是领导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主持公道，全院同志能这么关心我、爱护我，我非常感动。长一级工资钱虽不多，但在多少年不调动工资的低收入年代，犹如久旱遇甘霖，我对领导和全院职工对我的公平评议有着深深的感触，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温暖。

在校上学期间，得到我们村在校教学的两位老师的多方面帮助：

刘润涛是给我们讲解剖课的老师。刘润涛的父亲，叫刘明玉，是我们村的大队会计，当初我上中医学校时，曾经帮助过我，那时因为我初中还没毕业就考上去了，我妈到学校要介绍信，学校不给，学校说考试没经过学校不符合手续，初中没毕业就考取卫校不符合政策。到村里姜村长那里去要介绍信，他也不给开。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和我妈在门口碰到刘明玉大侄（按宗族辈分），他为人谦和，知书达理，对人很有礼貌，是我们村有名的文化人，在一起谈了一会儿话，我妈妈把我上学的情况跟他谈了。他说：“大奶不要紧，我给开个介绍信，盖上大队的章，叫小姑尽管去上学，去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慢慢想办法。”在刘明玉大侄的指点下，我顺利地上了学。这次上学，我又看见刘润涛老师，来给我们上解剖课，见了我一口一个姑奶地叫着，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但我感到非常亲切，还经常请我到他家去吃饭。他的爱人也在学校教学，还带着一个小女孩正在上学，他们在百忙中，这样对我，真是感激不尽。

另外一位姜占国老师他全家人也在学校住，老岳母已70多岁了，老人家给他们带大了三个儿子，孩子们还在上学，老人仍把持家务，六口之家虽显清贫但其乐融融，姜占国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在我县南黄医院上班，他在家排老大，二弟姜占家是北京兽医大学毕业，在夏村兽医站工作。妹妹姜占华是我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学期间家中只剩下她和妈妈两个人，我经常去他家玩，我婶跟我说：“小闺女，我家华子学习不好，你来我家住，与她一起学习……”我听了我婶的话，不仅经常与她一起学习，有时去住一晚上，因我妈妈也离不开我。我们两家的关系相处得不错。姜占国哥是从文登中心医院检验科，调到莱阳卫校教检验课的，我们进修班没有他的课。他得知我去上学，我嫂子就经常到班上，或到宿舍叫我去他家吃饭。他们莱阳鱼虾少，要改善生活，就是买一只大鹅，往鹅的口里灌上酒再杀，每次都要叫我去吃好几顿饭，我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家里，人口多，哥哥嫂嫂的工资又不高，老人那么大年龄，整天做饭够辛苦的了，我不去，他就找同学捎信说：“宋述仁来了”。我去一看是骗我的。在这一年里，我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病了，嫂子如果知道了准时到宿舍送饭，病好一点就叫我到他家吃。

在我带着一身疾病，顽强坚持学习的这非同寻常的一年里，我遇上了这些好心人，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我回院后曾与述仁专程返校一次，看望了这些曾经关心、帮助、爱护、体贴我的恩人们。非常遗憾是占国哥和占国哥的岳母已在近些年先后离开了人世，我永远怀念他们。

王绍宗院长任职期间、我被作为科室的技术骨干，成为重点培养对像，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和短期学习班。1987年朱宁主任找我谈话，说安排我外出学习免疫。免疫在当时属新知识、新技术。我说咱们科室十几个人，也有中青年叫他们去吧。他说只有你去才能带回技术，你回去与你爱人商议一下吧。我回家与我爱人商量，他当时已是副院长，工作压力很大，还要经常出差。说我都是四十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让别的同志去吧。我们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服从领导安排。述仁舅家小妹妹张桂芝初中刚毕业，暂时没有事干，让她与我女儿宋晖（当时她在上中专）在家作伴，还能帮助照顾述仁的生活。述仁要是出差，可以帮助做做家务，为了进一步减少他的压力，我决定带着儿子去借读，既可以照顾孩子生活、不耽误孩子的学业，又不耽误他爸爸的工作。当时我是中级职称，我心想：出去学习的机会不多了，借机学习怎么做科研，怎样写文章，为今后有机会再上一个台阶，打打基础。到哪里进修呢？我想既然出去学习就要去个层次高的地方，既能学到技术，又能学到新知识、新理论，还能开阔眼界。我最向往的地方那就是我心目中崇高无比的北京协和医院，我大胆地向领导提出要求，咱们是县级医院，隔着省，市、好几级而到中央级医院进修并非易事，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获得成功，如愿以偿，我是我们医院第一个被选送到协和进修的。

1988年3月1日我到北京协和医院报到，进修时间是半年。我儿子安排在北京第十二中学借读，住在北京空军后勤部招待所一间小屋里。这一切都是述仁的战友孙洪章的弟弟孙洪治同志安排的，孙洪治同志当时是北空司令部的一位年轻军官，从此我母子俩踏上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在这半年里，我没有休息过礼拜天，没有逛过一次商店，没黑没白地学习，协和医院检验科陈民均主任（教授）看我学习特别用功，工作时加班加点，还带着一个孩子，在科里多次对我进行表扬。一时间在协和医院检验科我母子进京求学的事迹成为一段佳话。可能都是女同志吧，她对我特别理解、特别照顾，一般短期进修只安排单项学习，她破例安排我轮流到各实验室学习，还特别介绍我到内科血液病实验室及骨髓细胞室学习。

半年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学习结束后又到北京几个大医院参观学习一个月，回院后王院长又安排我到大连医学院办的血液病骨髓细胞学习班学习3个月（与血液病大夫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