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七十年（四）

　　               　　         

刘铭娟 宋述仁　　

 

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到北京，能到人民大会堂工作，那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困难重重。当组织安排我到烟台交际处培训时，我父亲就病倒了，无奈只好请示领导，不去北京再回到医院工作。

在县人事科，我不仅挨了批评还写了检查，在当时的革命年代，强调的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个人是必须完全服从组织的，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革命利益。咱平时表现也不错，革命的道理懂得也不少，却在关键时刻经受不住考验，不能服从组织分配，对此，我深感遗憾。

但我怎么也不能为追求个人进步、个人幸福，抛弃多病的父亲而不顾，亲情和现实情况我只能做此选择，我自己心里明白，也没法去向别人解释。对此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产生了不少误解。

 

成长

　　我刚调到医院化验室时，科里只有两人，全院职工不足40人。医院的条件极其简陋，技术力量薄弱人才奇缺，化验室只能做四大常规，后来逐步开展细菌培养，能初步鉴定出阳性球菌，生化能做钾、钠、氯，是用双筒比色计比浊法和滴定法，细菌培养用的培养箱、接种箱是使用木材土法制作的。

1962年1月，重新恢复了乳山县，我们医院更名为乳山县人民医院，段惠宣同志（已去世）调医院任支部书记，他为人十分谦和，关心群众，对年轻职工非常关爱，他发现我工作两年了，还没有发工资，因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从中医班调到医院边工作边学习，没有办理正式手续，段书记觉得这样做不公平，那有只干工作不给工资的道理？他找到有关部门协调了关系，理顺了手续，每月发18元钱的生活费，从此生活才有了保障。父亲给我的卖房款就储蓄了起来，段书记还经常鼓励和启发我怎样坚强地去面对困难，教育我要学会过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还介绍一些青年品质修养方面的书给我看，经常了解我的思想情况，在我最无助的情况下，有这样的好领导像妈妈一样关心我、鼓励我，使我非常感动，我才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建立了自信心，逐渐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能严肃而认真的面对生活和工作。

1970年前后，杨福学书记（已去世）和许际平院长，主持医院工作时，北京日坛医院（现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在我县海阳所镇全面普查肿瘤，为了配合这项工作，举办了一期肿瘤脱落细胞的学习班。

医院派我参加学习，出发前杨书记交给我一个秘密任务要我照顾好杨大望教授，杨大望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医学科学家，是中国脱落细胞学的鼻祖。她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医学大家，她学风严谨、知识渊博，为人处事温文而雅，对于一个生长在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民家庭的孩子，参加工作后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洗礼”，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革命”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当接触到杨教授真是别开生面，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她虽肩负着科研的重任但是还要受到监视，甚至还要做检查，我只能在背地里照顾她。

她是南方人，不适应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她喜欢吃大米，我就提前与饭店联系好，再偷着带她去饭店吃。在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我静静的听她倾诉文化大革命对她，对她的家庭的摧残和伤害。她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愤懑尽情地宣泄，在她的面前我还是个孩子，我除了陪她流泪，几乎连句安慰地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能帮助她的仅此而已。这也是我执行杨书记的秘密任务的最大可能了。通过这件事也使我看到了一位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心地善良、坚持原则、尊重科学、爱护人才的可贵本质。

在杨教授的亲切教育和指导下，我学会了做妇科和食道的脱落细胞检查，回院后立即把这项工作开展了起来。杨教授亲自到我们医院指导，还建议杨书记让我跟她到北京去学习，杨书记说她有老父亲需要照顾，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杨教授还到我家看望了我的父亲。我们成为很好的忘年交，可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杨教授就离开了人世。

1974年女儿刚满2周岁送托儿所不久，为了提高我的工作能力，领导派我到青岛市立医院进修，临走时杨书记他老人家嘱咐我：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去了以后他给我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中说：“你的基础差，一定要努力好好学习，多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更好地为病人服务”。这是对我学习的很大鞭策，我谨遵领导教诲，每晚在病房化验室学习到深夜，从没休过星期天，没去逛过商店。

我去的科室，主任叫官淑媛，她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她的骨髓细胞室管理非常规范，医院的血液科大夫与检验人员一起去上海华山医院学习，有了标本，大夫可以到实验室看片子，检验人员也要到病房看病人。

对青岛市立医院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加班加点地学，写了大约30—40万字的读书笔记，她们的新知识、新理论我总也抄不完。我爱人写信说我，人家学习是把知识记在脑子里，你怎么一本一本一箱一箱往家捎。因内容太多，只好记录下来慢慢地消化吸收。

细菌室叶淑芳大夫刚从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学习归来，她看我虽然好学，但基础知识薄弱，尤其是化学知识，就请她在法院工作的爱人，给我联系到青岛医学院旁听生物化学课。我每次去要一个人爬储水山，走很远的路，听完课，急急忙忙回来上班。一年多的时间，风雨无阻，从无间断。

我在特殊生化室、细菌室、骨髓细胞室为主进修学习了一年。在山大医院参加了临床血液气体学习班三个月，通过这次进修大大提高了我的业务能力，回院后开展了骨髓细胞检验及鉴别染色，如：过氧化酶及铁染色等。

当时开展工作，得到了内科医师的欢迎和大力支持，曾记得，开展工作不久，就遇到一例内科病人，来自马陵铁矿的职工家属，我看她的骨髓片，全是未分化的原始细胞。她的骨髓象十分罕见，我在进修学习期间从没见到这样的病例，我又查阅了大量医学资料，可当时还是不能做出一个确切肯定的诊断，我把我的初步诊断——未分化原始细胞白血病，向内科主任做了汇报，又请病人的家属带着骨髓片及我写的检验报告单，到青岛市立医院请检验科官主任会诊，会诊结果与我作出的结果完全一致，此病例至今仍然是我们医院发现的首例病人。对这样罕见病的正确诊断，使我更进一步增强了开展工作的信心，开始保存标本，建立骨髓档案。

在生化方面，开展了胆固醇及脂蛋白、甘油三脂、血清脂蛋白电泳、血PH测定，在免疫方面开展了甲胎蛋白及乙肝表抗（AFP.HAA）等，把开展的新项目又给全院医务人员讲课。在细菌方面，开展了霉菌小培养基做培养，把临床检验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有一病人，因车祸所致严重的复合伤,大量使用抗菌素，造成严重的二重感染，从他的血液中培养出了霉菌，引起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当时外科负责人陈玉敬，派人将标本送到上级医院会诊，会诊意见与我们的结论完全一直，在当时七十年代的条件下，一个县级医院的化验室能出这样的结果，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经医疗专家调整了治疗方案，病人的病情才得以好转，转危为安。后来还用简易厌氧袋、厌氧箱开展了厌氧菌培养。并建议领导购买了酸度计、581比色计、721型分光光度计等，年终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0年，刚过完春节，那是个难忘的日子，勇仁海书记（已病故），找到我说：“烟台地区卫生局，根据卫生技术队伍中检验人员和护士长队伍学历普遍较低的实际情况，在莱阳医专（现在莱阳卫校），办了一期护士长和检验人员大专基础理论进修班，学制为一年，咱医院分到两个名额，条件是护士长必须是中专学历，检验人员必须是从事本专业工作十年以上，你符合条件，平时的工作表现也不错，不知道你想不想去，有没有什么困难。”要说困难，的确有：首先身体情况较差，全身关节及骨头疼痛难忍，尤其是两条腿走起路来都有点困难，心脏也不好，心跳过缓，每分钟40—50次，常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头昏头晕，有时头痛得还很厉害，常年吃药。至于家庭更有困难，两个孩子小，女儿七岁，儿子四岁，述仁在外科工作，那时全院只有6名外科大夫，除去外出进修学习的，常常是三、四个人坚持工作，普外科、骨科、脑外科都在一起，述仁年令最小年资最低，不论白天晚上随叫随到，手术台上的时间由不得自己安排，由于上下班不按时，孩子吃饭就是问题。当时我沉思了片刻，毫不犹豫地说：

“勇书记，谢谢组织首先想到我，对于理论学习，是我从参加工作以后就向往的事情，这些年由于一直搞运动，这样类似的班很少办，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会克服困难的，谢谢领导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