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音乐界的大才子于会泳

                            高玉山

于会泳，1926年出生，乳山市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人。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但刻苦好学，天资聪慧，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并通过自学掌握了二胡、笛子、三弦的演奏技巧。

1942年，于会泳在海阳所小学任教期间成为抗日救国宣传的积极分子。1946年9月，他瞒着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母亲，徒步三天，奔赴莱阳，凭自身过硬的音乐美术才能，考入了胶东文工团。在文工团里，他如鱼得水。除了办黑板报、画宣传画、刷标语、在乐队当主角三件乐器一人兼奏外，还经常在京剧和歌剧中充当反面配角。这期间他靠着在音乐上的聪慧与悟性，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后来又在胶东东海军分区独立团某连任文化干事，1948年在“前线剧团”任乐队伴奏员。在这几年里，他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10月，已经转业到烟台文工团的于会泳作为音乐骨干，被选送到位于上海的中央音乐学院教育专修班学习，11月加入共产党。于会泳刻苦用功学习，经常熬到深夜，苦心揣摸民歌、曲艺以及西方音乐的精义所在。他迷恋于音乐的蓝色海洋，如痴如醉，魂不守舍，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见解，音乐感受力日益精细。入学不久，他就创作了自编自导自演自作曲的小歌剧《夸女婿》。在新年音乐会上，他饰演剧中的老头，沙哑的嗓音和夸张的表演，为小歌剧增添了戏剧色彩，博得音乐学院师生的称赞。在演出队下工厂的演出中，《夸女婿》成为压轴戏，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1950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的音乐工作团成立，于会泳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任命为创作组组长。1952年11月，调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民乐系研究员兼教员，1956年5月，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教研室主任。

此期间，于会泳在专门研究民族音乐的同时，对民歌、曲艺、京剧、地方戏曲及西方古乐曲也一一涉猎，同时积极主动参加多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并专门回山东采风，整理出版了《山东大鼓》《胶东民间歌曲选》等著作，创作了《陕北榆林小曲》《单弦牌子曲分析》等专著，均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创作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被中国唱片公司灌制成唱片广为发行。

于会泳在音乐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开始创作发表歌曲，他的歌曲，大多旋律优美流畅，且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表的《渔歌》《杨柳叶子青》《伟大的毛主席》《北京的朝霞》《运粮号子》《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女社员之歌》《新木兰辞》《瞄星星》《党的恩情长又长》《非洲在怒吼》等歌曲，不仅在当时及以后的音乐刊物、歌曲集一再被选载引用，而且还灌制成唱片大量发行。对他数量不多却每首歌均具特色的创作歌曲，上海的音乐界人士给予很高的评价。1962年10月，他晋升为讲师，并任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1964年，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在一次《关于创作经验的专题报告》中曾这样讲：作曲者最好能成为民间音乐的“宝库”，懂得很多，如于会泳同志就是这样。

20世纪60年代初，于会泳在民族民间音乐上已有了极其丰富的积累，为此他结合民族化实际创作的需求，在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开设“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选修课。这两门课引起国内音乐学界和作曲、声乐人员的极大关注，并给予非常高的评价。直至今日，从事民族音乐学的专家学者，还一直公认他当年的这两项研究，是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单个曲种、剧种、乐种、歌种向整体形态研究拓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和标志。他撰写的《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和《关于辨别调式问题》的论文在《音乐研究》上发表，建议调高沿用西洋音名命名，调式以传统的宫商角徵羽命名，并提出“主宰音程关系”的新概念，引起音乐理论界的重视，被普遍采用。撰写的《民间曲调研究》《腔词关系研究》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1964年他在《上海戏剧》上发表《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展示了他对京剧理论独到的精辟见解。

1964年，为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已经很有名气的于会泳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戏改创作小组”，以全部精力投入《海港》的唱腔作曲和《智取威虎山》的唱腔后期润饰工作。后又参加《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等京剧的音乐创作。于会泳在京剧艺术形式的探索上，成功地解决了京剧音乐的继承与革新问题。他勇于打破唱腔流派，打破唱腔行档，打破旧有格式，在唱腔设计上吸收地方戏，曲艺的旋律入京戏，并将交响乐移植入京剧，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设计的唱段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开拓和突破，这无疑是京剧史上里程碑式的创举。“于会泳框架”的成功，扩大了京剧观众群体和发展空间，推动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现代化革新和西方艺术的中国化融变过程，为中国戏剧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和借鉴。时至今日，《智取威虎山》等一些样板戏的优美唱段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和吟唱。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后，于会泳被上海音乐学院定为“三反分子”看押监督，接受批判，参加劳动，并受到抄家的冲击。由于他在1965年3月28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文章博得“文革”“旗手”江青的青睐，于是他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加入了他们的阵营，自此命运发生巨大变化。他不但不会受到冲击，而且还成了无可怀疑的“正确文艺路线代表”。他先后担任上海京剧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市文化系统领导，并主持、参与批斗贺绿汀的大会。1969年4月，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中共“九大”，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被增补为上海市革委常委。1973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同时调国务院文化小组工作，1975年1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受到江青赏识后，按照江青旨意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后，于会泳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1977年8月31日自杀。

于会泳是20世纪中国戏曲音乐界的大才子，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因“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政治浊流而得到悲剧下场。他的一部“戏剧人生”也是“悲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