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过年那些囧事

 

刘方计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这是儿时最熟悉的儿歌，我作为50后的老顽童，对儿歌所赋予的内容，更是有着深刻的印象。你看，这不时代的脚步又迈进2014年的门槛了，买年货、买新衣的人们涌上了街市商场，人群涌动，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你听，过年的鞭炮声不时萦绕在街头巷尾。每当看到这些景象和听到鞭炮声，我的心情就格外激动。因为它让我想起我们那个时代过年的往事。

 

                             男孩穿着女装过年

50后都经历过经济拮据的日子。那时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又是计划经济，一切都凭票供应。记得那时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每年都是三尺三布票，平时根本就没有扯布做衣服之说。谁要想置件新衣服，那就得等到过年。我们家也实行计划经济，家人要想置件新衣服，要用光全家人的布票，谁得到一件新衣服，被称为“好挣手”。说老实话，在我们家，我就是“好挣手”。因为我是我们兄弟姊妹六人中的老大，先给我置新衣服，那也就是过年穿穿，过了正月十五就要脱下来，洗干净叠好，为防虫咬，还要放上臭脑蛋（樟脑丸土话曰臭脑蛋）。第二年就要倒给我二弟，一个一个往下倒。遇到亲戚朋友有结婚的，就要把全家的布票挪给他们。我们家就我妈最吃亏，也不知有多少年，也不知有多少次，我们在争衣服时，我妈总是一句话：“我一个布丝也没挣身上，就不过年了？”

     妈妈如今不在了，她的这句话今生今世早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记得我这样一个男孩子好几年都是穿着女孩子的衣服过年，到我姑奶奶家出门（土话，正月走亲戚曰出门），姑奶奶总是笑着摸着我的头说：“我的大嫚来了，真俊啊。”因为那时我姨帮衬我们，把姨家姐穿完的衣服捎给我们，虽然不新，但那是城里来的，也视为荣耀。我曾是我们同龄人中第一个穿皮鞋的人，尽管是红色的。

     那时买鞭炮哪像现在啊，要买就成纸箱子地买，烟花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那时候，鞭的称谓曰挂，一挂鞭有五十头的，一百头的，谁家买了二百头的一挂鞭，那能惊动全村。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年我爹分给我六个炮竹，美得我到处炫耀……

    每年过了腊八以后，我们就数手指头、扳着脚趾头盼过年，尽管拮据，但我们有盼头。盼过年的新衣服，盼吃年饭的快乐，盼守岁的传统讲究，盼收压岁钱的激动，盼和玩伴无忧无虑滑冰打陀的欢闹……

                     

  年三十“批斗”爷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那时十二三岁，是名正言顺的革命小将，我们也到红卫兵站要了红袖章，跟大孩子一样，经常跟着队伍游行，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时提倡“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过革命化春节。我们那时的组织叫“卫东彪战斗队”，我们创下最大的业绩就是正月初一阻止挨家挨户磕头，初二在村口检查出门的饽饽有没有“四旧”印记，譬如谁的饽饽是用果子盏（做面食的模具）做的果子，凡有福禄寿喜之类的统统没收。在粮食紧缺的年代，把白面做的饽饽糟蹋了，的确让人心疼，可为了过一个革命化的年，可不能夹杂“四旧”的东西啊。但我们还是没褪孩头气，所作所为让人哭笑不得。记得那是批斗 “走资派”最为激烈的1967年春节，刚吃完年三十中午饭，我们就提出了要批斗爷爷的要求。爷爷满不在乎地说：“我一辈子没偷没抢，没做过一件对不住人的事，批斗个啥啊？”记得三弟第一个发言：“你有吃私贪污行为，我们每年的压腰（岁）钱都被你贪污了。”是啊，那个时候虽然穷，但我们每个人也都能收到块八毛的压岁钱，这些钱都被爷爷收去了，说是替我们保管，谁用就可以支出，并且用烟袋锅子盖了印，事后都被爷爷给了父亲补贴家用了。我四弟最小，他提的意见最尖锐：“你每天放蚊帐不让蚊子吃我们的血，你想饿死它们吗？你还用烟头烧它们，这是不爱护小动物的表现，不行，你要老实交代问题！”那天我们兄弟是最抱团的时候，矛头直指爷爷。二弟为了讨好我，也向爷爷开了炮：“你不公平，为什么平时推磨，你帮我们不帮大哥推？”呵呵，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那天把爷爷闹得哭笑不得，没办法，就用烟袋锅子挨个磕我们。家法来了，我们还是没了主张，做猢狲散状。

                   

 

                               偷酒喝吃猪食闹年 

最丢人也是最热闹的春节是1968年。那年，政治空气空前高涨，每个生产队都设了政治队长，这个政治队长不管生产，专门抓政治工作，“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年生产队被他搞得乌烟瘴气，你越忙，他越要领你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记得是在麦收的时候，场上晒着麦子，突然来了天气，队长吆喝大家快收拾麦子，可这政治队长也不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望还是来了二虎脾气，硬是要学习，不抓革命，打了麦子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有人偷偷地把他爹叫去了，一个耳光扇过去，队里的麦子才免遭不测。更可恨的是这个政治队长那年在做计划的时候，高低不让种稻子。往年不管谁当队长，总是要种几亩稻子，一是为了准备大年三十这顿干饭和供养，其次是为了收获稻秸搓绳子用。不种就不种吧，其他队委会成员想，新官上任，在年初就闹不团结不好。

    过年了，谁家也没一粒稻子，有关系的到别的队上去借点。记得那年三十，我们家做的萝卜丝大菜，吃的是外面是白面、里面是黑面的饽饽。这过年吃不上干饭，心里不快，伙伴培杰来叫出去玩，就跟着走了。路上培杰告诉我，他家做的干饭，家人都出去了，叫我去他们家吃。我那时是孩子头，不管干什么，不前呼后拥的不行，就叫了志升、杰升等好像是八个人。我们结伴来到了他家，家里人都不在，我们就开始显摆自己家的年货，你家有什么，我家有什么，都亮出来晒一晒。说了一气没什么吹了，培杰说：“俺家有好酒，是瓶装的。”那时都是用地瓜干换酒，瓶装酒是什么滋味根本就没尝过。不知是谁说了句尝尝，尝尝就尝尝，你一口，我一口，三尝两尝一瓶酒就没了，有装醉的，也有真醉的，反正还要酒，喝就喝吧，一气把培杰家所有准备过年的酒都喝干净了。我们带着酒气就出了门，玩着攻粪堆的游戏，从东街滚到西街，我那天醉了，培杰就激我说：“方计今晌饭没捞着大米干饭吃。”我这好胜的脾气那能让他这样戏耍啊，就说：“谁说的，我们家还有一大锅呢，不信就去看看。”看看就看看，我就把他们领到我爷爷和我睡觉的南屋，开门进去以后，我就指着烀好的一锅猪食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干饭，你们敢吃吗？”大家借着酒劲，吃就吃，也没用碗筷，就用手抓，你一把我一把，不一会儿就把一锅猪食抢食一空。吃完以后，我们就来到了人员聚集最多的滑冰场，口里嚷嚷着：“干饭真好吃，干饭真好吃。”……

    晚上 ，我们没醒酒，培杰父亲来到我们家。我爹热情招待，一问才知原来人家是来找我家赔他们家酒的。只记得我爹说给他地瓜干，让他自己去换。这都三十夜了，上哪儿去换啊。我爷爷笑着说：“老伙计，抽袋烟吧，孩子作况，赔啥啊，我那一锅猪食找谁赔啊？”

     那年我没挨揍，因有过年的讲究，即：不送年不准打孩子，否则会打掉一年的运气。不过我还是受到了惩罚，那年正月初三就把我的新衣脱了，走亲戚也没我的份，都是这事给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