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乳山下》第四辑·还原曾经
                    

                                   作者 辛明路
                      

                            老　屋
 
　　老屋很有特点，屋檐下的墙壁中垒进了几口横放的沙缸，缸底朝屋外，钻着一排排的圆孔。缸口在室内，用布封扎着。先人竟把蜂箱嵌在屋墙中。这构思、这取材，拙中见巧、朴中见雅，实在让我佩服。人和蜜蜂共处，的确别有一番情趣。蜂儿时常嗡嗡的，像秩序太差的会场，主人也不喊“肃静”，不去限制它们的言论自由；主人的欢笑或叹息，蜂儿也不参与；制度不同，互不干涉嘛。特别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主人忙于农事，蜂们忙于蜜事。为生存、为生活，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地辛勤劳作着。
　　老屋的地理环境也煞是美妙，她建在半山坡上，屋后是树林，屋前是菜地。绿翠郁郁相拥，花果繁繁相映。还有那兔儿欢跃，鸟儿歌唱。静中有画意，动中有诗情。老屋就这样有声有色地守候着生机盎然的大山。只是老屋的邻居太远，最近的也有一华里。祖父来此给地主看山，到父亲时，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已经完全变了，但父亲眷恋着大山，不肯搬迁，于是才有了我与大山相关的童年。
　　八岁初春的一天，父母带着干粮到生产队干活去了，中午我和弟弟在家蘸着蜂蜜吃芋头。这时，一位采药的老爷爷上门讨水喝，我把水兑上蜂蜜端给了他。最初他不好意思喝，我就连吹带劝，意思是：我们家有很多蜂蜜，您尽管喝。老爷爷在我的劝说下喝了。然后我又留老爷爷吃饭，他执意不肯，说是自己带着干粮。临行时送他到菜地旁，看到绿油油的葱，我就拔了一些给他就饭，这次他没有推辞。
　　送老爷爷走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吓得头上直冒汗。父母曾说过，蜂蜜和大葱不能同吃，有毒。这么大的事，我怎么给忘记了。我叮嘱弟弟在家别向外跑，自己急急忙忙去追赶老爷爷。我跑遍了整个大山，“老爷爷，老爷爷”地喊哑了嗓子，天快黑了，也没找到。我一会儿想，老爷爷没吃那葱，安全回家了；一会儿又想，老爷爷大概已经中毒倒在了什么地方了；过一会儿还想，但愿这是在梦中，梦醒了，就不用害怕了。在山里实在找不到，我就走出了大山，逐村问是否有人看见那位采药的老爷爷。记不得人们对我是什么样的反应了，只记得星星出来了，我还未能找到。我绝望了，坐在西泓村南的路旁，哭得只抽泣而没有泪水了。不知什么时候，一束手电光照来，生产队的杜大叔背起了我。
　　原来父母找不到我，就向生产队长求援，社员们全体出动四处寻找。看到我脚上的水泡，母亲心痛得直掉泪。本想非挨父亲一顿训斥不可了，没想到父亲的态度比平时还温和。他反复告诉我，蜂蜜和大葱，只要不是调和在一起吃，是绝对没有毒的。父亲的解释，化解了我的这场虚惊，使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不知缘何，多少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童年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淘淘少年郎

　　想起少年时代，多是想那些小伙伴儿。人说七岁八岁不当狗意，我却觉得男孩最淘气的时候，是在十一二岁。气哭女老师，气蹦男老师，那是常有的事。
　　我们村在海边，学校严禁学生游泳和钓鱼。有一次成川未到校，被找回来以后，老师问他为什么不来上课，他却直言不讳、大言不惭地说：“我又要洗澡又要钓鱼，哪有闲工夫上书房（我们那里叫上学为上书房）。”学生哄堂大笑，老师却被气得脸儿铁青。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偷着到离村较远的大埠圈洗澡。那时我不会游泳，站在礁石上瞧热闹。崇林的水性好，用脚蹬着水，双手举到空中，叫我：“下来吧，水很浅。”我信以为真，纵身一跳，“扑通”一声，像秤砣一样沉了底儿。幸亏同伴们迅速游过来奋力抢救，在我挣扎上浮的时候，春章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拖上了岸。我喝了几口海水，崇林也险些挨了同伴们的揍。打那以后，春章耐心教我游泳。一个夏天过去了，我竟偷偷地学会了。
　　有一次到大队听忆苦思甜报告，这事在当时庄严、虔诚的有点宗教味儿。当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地主老财当年的罪恶暴行时，我们却因为诉苦人的一句错话而笑了起来，老师当场就被主持人训了一顿。会后吃忆苦饭，那是用干地瓜叶子做成的菜丸子，为了能体现出苦的特点，那菜根本没有漂洗，又苦又涩又硌牙，实在是咽不下去。有几个男生悄悄地把菜丸子塞进了衣兜里，自己觉得做得聪明，谁知大队事前安排了监场的人，老师和那些兜里有菜丸子的学生，被带进了大队部。我们的于新建老师，家庭成分本来就高，争取进步不容易。据说他递交入党申请的次数超过了他的岁数，申请书摞起来超过他的个头。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重成分，但不惟成分论，望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这次又有我们这帮弟子帮倒忙，看来他更要继续努力了。
　　不知是哪位贤达创作了“人无外号不发家”一句名言，在学生中流行起绰号的风气。安邦排行二，方言有“二驴踢脚”的话，得号为驴；竹坡眼大而亮，得号为猫；崇松走路又摇又晃的，得号为鸭；明远爱看战斗片，整天画炮，得号炮；崇涛乳名中有个锡字，当时有一种香烟叫红锡包，所以得号红锡包。为了显雅，改驴为马户，猫为犬苗，鸭为甲鸟，炮为火包。反正男生个个都有外号，不雅的，在字面上都做了技术处理。开始是在圈子里叫，后来被女生知道了，再后来被老师知道了。有一天，老师停了课，逐个找我们谈话，追查给人起绰号的骨干分子，我和其他5名同学上了黑名单，排着队，在教室门前罚站。中午，下地回来的社员前来围观，这个奚落两句，那个讽刺一会儿，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了什么叫丢人现眼。
　　我和仁国一度对大队的电话发生了兴趣。声音会随着线儿走，当时说是电催的。我们又想不带电的线会不会传音呢？海边人有用河豚皮给小孩做货郎鼓的习惯。我们就把无底的竹筒，一端蒙上河豚皮，当话筒用。把两家的话筒，用漁网线连接起来。在网线和话筒很干燥的时候，很容易就听到了对方的声音，只是分辨不清讲了些什么。两家相距300多米，这的确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我们是狗肚里盛不了二两香油的，有这么大的发明，那能不到处显摆呢？讲得同学们跃跃欲试，很快就掀起了一场制作土电话的热潮。这次活动，虽然未得到什么奖励，却也没有受过什么处罚。
　　有个星期天，我们去复收地瓜（方言叫罱地瓜），干烦了就开始玩。先由一方将土块抛向空中，另一方打空中的土块。那命中率是极低的。我和仁国配合的好，有两次竟打中了。看着两个土疙瘩在空中开花，别提多有趣了。我俩被当作了英雄一样，受到同伴们的膜拜。去年与在烟台工作的仁国见面，提到这事，我们戏言，看来这导弹拦截技术，还是我们那会儿发明的呢。
　　时间造就了我们的少年，时间又送走了我们的少年，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要关照好身边的少年。

　　说明：起绰号一节使用的是化名。
            
                              我们一起长大

升五年级了，升到西泓完小。一位浓眉大眼扎着一对小辫子年龄比我小的同学与我同桌。那时的人晚长，我们的个头还高不过现在二三年级的学生。刚坐在一起，我们的话儿很少，随着课程的进展，才逐渐有了话缘儿。
　　我很佩服她，那么小的人儿，怎么记性那么好，像刻录机一样，老师讲的东西几乎不会忘。特别是数学，棒得很。我马虎，计算题往往出错，出错的地方，她总能给我找出来。有一次测验，共4道同分题，全班得100分的不少，我俩和另外一名同学得了75分。我们拿着卷子去找老师，坚持说我们列的式子对。林树欣老师重新审题，发现的确是我们做得对，马上到班上更正。这事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课文还可以，作文方面，她有问于我。我们就这样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我俩都有帮助差生的任务，每逢自习，桌前总有来问这问那的。我是茶壶煮饺子，拙于口头表达。她往往在一旁替我解释几句，她一点对方就通。
　　每到秋末，老师要带领我们上山摘松果，以备冬季取暖用。学生们一洗课堂上的闷气，像出了笼子的鸟儿一样，抚树攀枝，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有一次一只兔子被惊扰，同学们喊着打兔子，有的拿着石头去追。她却在一旁说：“都是一条小性命，凭什么打人家。”有位同学奚落她说：“素子（同学之间爱用简称）真怪，怎么向着兔子说话？”我说：“兔子们别吵了，快干活吧！”在场的人都笑了。干活时，她是个小妹妹，需要我的帮助；休息时，她却像位大姐姐，把带来的点心什么的，一个劲儿地往我手中塞。吃她的饭，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村离学校远，中午带饭。她家在学校驻地，有时候家里做点好吃的，她就早早返回教室，给我捎一些来。
　　我俩都考上了乳山十一中，但接上级的指示，高小毕业生全部留原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什么时间去初中报到，另行通知。谁知这一等就是一年多。我们男生写标语、印传单，她们女生裁纸、做糨糊。有一次我执笔写的大标语，驻地村的一些青年人来找茬，硬说不像学生的字，是老师写的。以前县电影队下乡放电影，利用学校的大院收票，请老师帮助检票，有的老师不知不觉地得罪了一些小青年。前些日子兴起抓“黑帮”，这伙人想趁机报复。这次从大标语中抓到了所谓的把柄，说老师不支持贫下中农参加“文化大革命”。闹得学校秩序大乱。幸亏她父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她父亲在村任生产大队长，威信很高。她既文静娴雅，又开朗大方，这与良好的家庭氛围熏陶是分不开的。
　　那时，在校内多是学毛选、读报纸、谈体会；在校外多是贴标语、发传单、游行示威。这些活动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又不是天天搞。余下的时间，红卫兵的首领说了算。我们的兵团司令是赵春章，对我像对待亲弟弟一样。我要请假或组织个什么活动，一经提出，当即获准。她经常与同学结伴到我们村赶海，都是我出面替他们请假。我家的老屋和那门前的海岸，永远回荡着他们的欢声笑语。
　　她心灵手巧，学什么一看就会。那时候村里兴起钩花业，她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今天给我钩副手套，明天又给我钩一些衬衣领，连手电筒、水杯、钢笔都有了带精美花纹的外衣。
　　第二年，我们去中学报到。路上，相视对方，才发现我们都长大了。特别是她，苗条绰约，亭亭玉立，已经是一位大姑娘了。

                      中学之学

　　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破四旧、揪牛鬼蛇神、批才子佳人、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闹腾了一年多的学生，这会儿该坐下来学点东西了。我们的班主任张纬经老师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只是没有革命的新课本，封资修的老课本不能用，究竟学什么，上面没有明示。
　　那时政治挂帅喊得特别响，我所在的乳山十一中，天天都有政治课，教材多是伟人著作、上级文件、报纸社论。学校革命委员会分管政治的领导（以下简称政治领导）虽然忙点，但总能理论联系实际，讲得头头是道。其它课程讲什么，就不好说了。为了稳妥，语文老师也多是选讲政治课范畴中的文章。
　　有一天，郑老师欲言又止，结结巴巴好一会儿才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咱们一起批判《触龙说赵太后》行不行？”同学们马上来了精神头，齐声说好。那堂课真是绝了，老师也没有课本讲义可照，全凭记忆讲述讲解。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点到面，把那篇古文讲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也把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不争的事实说得明明白白、确确切切。为了赶时间，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妙语连篇、绝无废话。他目视同学们，手却不停地在黑板上写字，字体秀丽，惊才飘逸。下课铃响了，老师默默地坐了下来，学生们久久不肯离去。
　　好像是受了语文老师的启发，自然老师先讲点唯物论，再讲太阳系；地理老师先讲祖国大地红烂漫（红烂漫——当时形容各地都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再讲山川城镇；数学老师先列举出带红卫兵、工农兵字样的应用题，再讲公式及计算。那阵子，校革委会陶长栋主任，有了精气神儿，人也好像年轻了许多岁。
　　谁知好景不长，连续发生的几件事，使刚有所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
　　一是当时社会上刮起一股风，人与人见面，不能做常规寒暄。要一方说“毛主席”，另一方回应“万寿无疆”；如果一方说“将革命”，另一方就得回答“进行到底”，然后才能再问你去哪儿等话。有些地方这阵风刮的时间很短，我们学校坚持的时间还算比较长的。后来学生们厌烦了，见面后直呼其名、直陈其事。被政治领导察觉到了，在大会上强调斗私批修不能放松，要坚持狠斗私字一闪念，日常中一定要革命语言在先，个人私话儿靠后。
　　二是那时候兴做“五个首先”、跳“忠字舞”，特别是“五个首先”，早操做、饭前做、课堂上更要做，一天要做好几次。有一次在操场开会，会前又做，同学们早就厌倦了，喊得声音小，听起来“嗡嗡”的，大江说：“太不像话了，像报庙似的。”说来凑巧，正赶上政治领导巡队，听到这话，就把大江同学拉到队列前，严厉地进行批判，并当场宣布要开除其团籍，其它处分以后再公布。
　　三是那年头十书九禁，但屡禁不止，我们到处借书偷着看，有一位同学在课堂上看老书（泛指古典书籍），被政治领导没收了一册《水浒传》。紧接着，政治领导开始搜查课桌和宿舍。搜宿舍时，没收了我借来的《三国演义》和一个笔记本。那本子我题名《良言录》，记下了看书时自己认为的好词儿。政治领导仔细过目后，划下了其中所谓反动的、有毒的句子，在全校大会上进行批判。其中有一句：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政治领导点着我的名说：“太危险了，十几岁的人，就想着择妻的事，中毒太深了，学校要作为反面教材，长期批下去。”
　　这几件事，硬被政治领导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动辄召开全校大会，反复讲、反复批。当时不讲办事程序，政治压倒一切，政治领导要召开大会，陶主任也不能阻拦。
　　政治领导工作上虽然有那样的优势，但办事效率却令人不敢恭维。红色口令在我们学校并未长期坚持下去；开除大江团籍的事，陶主任到公社团委写了保证书，保证能将自己的学生教育好，恳请不要给处分，团委当即就批准了；没收的那些书，各班主任建议让学生做个检讨后，把书还给他们。这事却遭到政治领导的坚决反对。这一下可气坏了老实人，我们的班主任跟政治领导吵了起来。“这是我让他们看的，看了才知道怎样去批判。”“你搞白专道路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这种事也敢替他们遮掩！”。就这样，那些书和我的那个本子永远地消失了。
　　这年5月，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县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全县的红卫兵分裂成两大派，支持的一派称“支派”，反对的一派称“杀派”，两派先是摆观点、打舌战，后来有些地方发生了武斗。我们学校虽然也分成了两派，但工夫只是用在嘴皮子上，没有出现动手动脚的情况，两派还能坐在一个教室里，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第二年的8月，由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组成的管理学校领导小组进驻我们学校。领导小组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使命，叫清理阶级队伍。有人汇报，说我们学校有阶级异己分子。教职员工加学生20多人被软禁了起来。其中有我、郑老师、候老师、大江及部分被没收过禁书的同学。领导小组成员逐个找我们谈话，让我们承认阶级立场上有问题，搞得我们又恼又气又害怕。我的罪名是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草说成是香花，我怎样解释也过不了关。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一趟，那阶段星期天回不去，我们村的同学怕我父母知道了担心，星期天总要到我家，编造我留校写批判材料、刻印传单等事由。岂不知，我是在“自己批自己”的。幸亏张老师、姜成国、于会同、于均朋、赵春章、迟明雪等恩师和同学的安慰帮助，我才度过了那段黑色的日子。一个月后，把我们全放了，据说是校管领导小组按上级的指示放人的。
　　一日之师，终生之父。父有过，子当隐。对那位政治领导，我不能说什么。他是职务所关，非个人品质问题。那是个集体发烧、人人迷糊的年代，乱是必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错。我要写下来的原因，是为了让大家记住一个道理，凡事都有个度的问题，过了度，必走向事物的反面。政治与业务，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如果硬要各抓各、两头挣，搞成两张皮、两张书，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凭票购物

　　凭票购物是计划经济的特征，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煤票、蔬菜票、鞋袜票等，真是门类众多、式样繁纷、蔚为大观，堪称民生传奇。
　　1955年国家开始发行粮票，1993年废止流通，历时38年。
　　那期间，农村人要外出开会学习，先得带着上级的通知，把自家的粮食送往粮管所兑换成粮票，这样出门才能吃上饭。粮票是那个时期的购粮凭证。所谓购粮，不光是指到国家粮库打粮，进食堂、跑餐馆、买糕点都得使用粮票。
　　粮票分两大类，全国的、地方的。顾名思义，全国粮票能在全国各地流通；各省的粮票只能在省内范围使用。粮票版本繁多，我收藏的品种有限，理不出个头绪来。粮票改版最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地方粮票，以印有工农兵高举《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和林彪语录的为多，并有省革命委员会字样的印章。民间流通的，面额10斤的即为大面值；集体购粮的特种粮票，出现过面值500斤以上的。城镇户口的居民，可凭粮折到粮管所购买粮食，那折子就是粮票的代替凭证，但在粮管所以外的地方购买熟食是不行的。
　　那时百姓说“够不够三百六，穿不穿三尺三”，指的是有个时期每人每年只供应360斤粮、3.3尺布。穿衣要凭布票购买布料，布票被说成是粮票的“姊妹花”。
　　1954年开始发行布票，1983年取消，历时30年。
　　民用布票的发行机关是各省政府，军用布票是中商部。五十年代初发行时叫棉布购买证，六十年代初改称布券，到了七十年代才统称布票。除了常规布票外，还有特种布票、化纤布票、辅助布票、临时布票、鞋面布票、奖售布票、棉絮票等。
　　布票的面额有1、2、3、5的寸票，有1、2、3、5、10的尺票。图案设计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文化大革命”前多以三面红旗、兴修水利、工农生产为主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多以红太阳、三忠于、工农兵、毛主席语录为题材；“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图案丰富、设计精美，少了政治味儿，多了山水风情、文化典籍等内容。
　　其它票证大同小异，不做赘述。那时国家粮棉紧张、物资匮乏，温饱未臻、生存未谐，确属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红宝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游行集会活动时，红旗、红横幅、红袖章、红宝书红透一片，人称红海洋。其中的红宝书，就是群众手中舞动的《毛主席语录》。
　　1964年1月《解放军报》资料室非正式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稿。采纳相关建议后，全书定稿为33个专题，427条语录。随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正式出版。1965年中央批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1966年中央宣传部批准向海外公开发行。自此，《毛主席语录》开始走遍中国、走向世界。
　　《毛主席语录》书皮是红色的，以红塑料封皮为最多，也有红绸面、红布面、红皮面的。规格以64开本为多；也有32开、100开、128开的；极端规格有大到4开如报纸的，小到512开如火柴盒的。全国印刷总量，现在怕是很难统计了。有人说，全国共出版了4个汉文版本，8个少数民族版本，1 个盲文版本，37种文字的外文版本，38个汉英对照版本，总印数近11亿；也有人说，共使用了50多种文字，出版了500多个版本，印数在50亿左右。究竟那个数字对，不是我能弄清楚的事。能肯定的一点是，当时各省都发动印刷厂赶印，并按辖区人口数印刷。从这个情况上看，《毛主席语录》总数，那时绝对不低于全国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被誉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这是继教会经书、著名童话书之后，世界出版史上的又一大奇迹。

纪念章

　　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毛泽东像为主图案的银质像章，这大概是毛主席像章发行之始。1942年，延安也制作毛主席像章。但“文化大革命”之前其发行范围小、数量少。1966年至1971年是毛主席像章的高产期。有人统计，那几年里全国共制作了上万种、20亿枚；有人统计是80亿枚，数字相差太大，无法采信，我也无从考究。
　　像章以圆形居多，兼有五角星形和桃心形的。小的如共青团员戴的团徽，大的直径有20多厘米。小的用别针挂在左胸衣服上，大的用绸带佩戴在胸前。像章用材以铝质为多，金银铜铁的为少，水晶石、有机玻璃、陶瓷、塑料的则更少。多数像章背景有红太阳、天安门、井冈山、延安、韶山、遵义、样板戏、毛泽东书法、林彪题词等图案。说那是一种胸徽是恰当的，因为那时有种不戴毛主席像章就不算中国人的情结，这情结里有种证明和昭示国籍身份的倾向。先是不论什么式样的，能得到像章就高兴；后来开始讲究了，以能弄到材质贵重、款式精美的为荣。
　　那时不论男女老少，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算是一大人文奇观。这种奇观的出现，其背后有一种精神。如何评价这种精神，历史自有公论。

大寨田

　　1963年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以后，农闲时组织劳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及兴修水利就成了农村的主要工作，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间断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的施政方针做了调整，不再提农业学大寨了。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更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已成为历史了。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大寨大队，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土石山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他们在贫瘠的山坡上修建梯田，开渠引水，搞秸秆还田，增施农家肥料，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63年，大寨大队遭受严重的洪灾，70％的房窑坍塌了，23％的耕地被冲毁，全部庄稼倒伏。但他们是些硬汉子，在大灾面前，竟提出“三不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坚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就当时的中国国情而言，确需要这样的农村，需要这样的农业，需要这样的农民。
　　那时期的威海地区，公社年年有项目，在战山河指挥部的安排下，调集各村青壮年劳力，整田埂、筑河渠、修水库；生产大队里也是年年有工程，平整土地、压沙还土、打井修塘。我的家乡乳山市海阳所镇西黄岛村的耕田多在山坡上，正适合建大寨田。建大寨田是有技术的，石砌的地堰要壁直坚固，整好的耕地要“外撅嘴、里流水”，即地堰高于地面，这种外高内低的设计，有利于水土保持。
　　大队副书记杜仁庆和第一生产小队队长杜崇河是这方面的专家，负责督导工程质量。那时的人太苦了，肚子吃不饱，劳动强度大，抡锤打钎，劈石垒堰，手裂了口子，还得坚持着干。正是那一双双布满老茧的手，做了大地的上好画工，给我们留下了美妙的画卷，留下特色鲜明的农业人文景观。经过十年多努力，土地肥沃了，粮食增产了，我们村成了省内知名的“大寨村”，被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授予“农业学大寨模范生产大队”。
　　回乡见到杜仁庆时，他说：“我们村的人，喝的是大跃进的水，吃的是学大寨的粮。”他说的水，是指1958年修建的那两座小型水库。
　　看来，看待历史问题要客观公允，别认为失误的年代里尽是失误事。如果不去科学总结，往往会走入另一种失误。

打鸡血

　　“文化大革命”动乱高峰期之后，全国出现了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局面。1969年，兴起一种打鸡血能强身健体、包治百病、延年益寿的鸡血疗法。人们提着公鸡涌向医院或村卫生所，纷纷要求医生给予实施这种神奇的治疗。
　　所谓鸡血疗法，就是从鸡血管中抽出血以后，马上注射到人身上。以公鸡的血为好，采用肌肉注射方法。每次剂量根据各人体重的不同，一般在2至5毫升之间，每周注射一次。
　　传说是潜伏下来的一位国民党中将级的军医，被大陆公安干警识破后捉获。1965年确定其人死刑以后，他献出了这个所谓的秘方，目的是以功赎罪，换取自己的性命。传言台湾地区上到蒋介石、下到平民百姓都在使用这种鸡血疗法。还说这原本是国家“机密”，因一位首长挨批斗，红卫兵见其身体好，逼问原因，那位首长无奈之下供出了自己打鸡血的秘密。
　　流言越传越广，奇闻越传越神。1967年前后，鸡血疗法先点后面，迅速升温，最终也波及了“日出之地”的威海。然而，威海的医生为什么要劝说人们放弃这种疗法呢？科学觉悟是一个方面，兴起的时间晚也是一个原因。有些地方盛传打鸡血对治疗中风偏瘫、妇科疾病、皮肤病有特效，人们打了也没有发现疗效就是怎么的好。有的人注射后还出现脸色发红、浑身燥热等过敏排异反应（所以当时有个流行语，形容做事不靠谱的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后者总比前者聪明，在医生的劝说下，威海的“打鸡血热”没有几天就销声匿迹了。
　　我是记事而不评事，百姓有“吃么补么”，特别是“输血大补”的观点，加上那是缺医少药的时代，发生这种事是不足为怪的。

                       穿越魔障

　　据长辈们说，我小时候特胆大。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条狗，它朝着我汪汪，我不但不躲避，反而迎上前，学它的样子朝着它汪汪。可能是我的声音比它的声还大，愣把那狗给镇住了，夹着尾巴跑了。
　　西泓赵家村南有一大片墓地，俗称“南大茔”。当年，坟墓中间的一条羊肠小道是我们村人外出的必经之路。关于那个地方的骇人传说历代都有，并且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所以，很少有人敢在黑夜里单独通过那里。那时，我在村干赤脚医生，开会、进药、到外村出诊，难免夜间要路过那地方。开始几次，并没有什么遇到什么异常情况，后来的事可就热闹了。
　　一次夜间出诊，我谢绝病人家属要回送我的好意，一个人往回返。走到那片坟地时，就听到从碑林里传出了咳嗽声。越听越响，越听越近。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便从路旁拆下了一根树枝，悄悄地进了碑林，寻了大约有十多分钟，那个“咳嗽”的家伙终于被我看到了，原来是一只胖乎乎的大刺猬。
　　有一次去县城进药，在同学那里耽搁的时间长了。晚上9点多钟，才走到南大茔。此时，我突然看到墓群里有一堆蓝色火焰在跳动，在无月的黑夜里，显得格外触目。这种现象其实我是知道的，但还是好奇，就把自行车放在一棵树旁，前去看个究竟。当我走到距那堆“火苗”约有10多米的地方，火焰突然消失了，我知道，那只身上带磷的动物，肯定是钻回它的窝里去了。
　　还有一次是从县医院送病号回来，晚上10点多钟又路过那地方。那天，空气湿度特别大，自行车上水漉漉的。突然我被一堵白墙挡住了，只见那墙白茫茫一片，上通天，下着地，根本找不到向前走的路。这时，我想起老人们常提到的“鬼挡墙”，据说它的魔力相当大，遇到它，人马上就失去了方向感，你再想赶路那是不可能的了。如果硬要坚持着走，也是徒劳无功地在原地转圈圈。但我就不信那个邪，心里想，我路过此地，这里的天是为我在撑起，这里的地是为我而负重，我是这里真正的主人，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我非得探出个究竟不可。我就把车子支在那里，捡起一块石头向前扔去，石头穿“墙”而过，还能听到在“墙”那边落地的声音。扔了几个以后，周围也没有什么反应，我就握着一块石头，朝那“墙”走去。我走，墙退，总与我保持着四五米的距离。就这样，大约走了不到2公里的时候，我发现那“墙”开始倾斜了。继后，越来越倾斜，越来越缩小。这时，我已经走到南大茔西面的山上了，来到山坡那片裸露的白色岩石前。
　　这“墙”是被我穿过去了，但它到底是什么呢？此后一琢磨，我才明白，原来在特定的气象条件下，那片白色岩石，被海市蜃楼性质的投影放大，在我眼前形成了一堵“墙”。而这“墙”或“挡”，就这样挡了我们祖祖辈辈不知道多少人的路。

                       上帝的焰火

　　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那惊心动魄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33年等一会的狮子座大流星雨如期而至，并且这次中国是最佳的观察区之一（我国的下一个最佳观看角度要待99年之后）。2001年11月18日那天，我提示自己：今夜无眠。
　　比预报的“下雨”时间提前2小时我就赶到了眼界开阔的地方。举目天空，牛郎星、织女星还有给他们撑船相会的天津四都偏向了西方，北斗星的勺子把也指向了西方。北斗后面就是狮子座，是今夜万众瞩目的地方。《左传》中长勺之战的前三年，即公元前687年（鲁庄公七年），“夜有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是世界上对狮子座流星雨最早的记载。
　　未过子夜流星们就陆续地大步流星地来了，19日凌晨0时4分，一颗大的燃烧状的流星，在高空留下的烟雾状余迹5分钟后才散去，极为壮观。这之后，仅15分钟内就有500多颗流星落下，到2时15分，“雨”越下越大，那密集的“雨点”再也数不过来了。没有雨的湿气，却有雨的感觉，确像雨的状态。从整体上看，流星有时候是成群结队的呈放射性分开争艳天际；有时是成平行性的奔跑，像众多运动员在跑道上冲刺；有时为经纬交织状地飞舞，令人眼花缭乱。从单个上看，有的像孩子燃发的“地老鼠”，在做螺旋状的滑行；有的像电影中夜幕里的炮弹，在做直线飞行。最亮的流星爆发时，像电焊的闪光，照得大地如同白昼，近处的楼房、树木，看得一清二楚。事后有媒体报道，在我观察的那个时段里，有3万多颗流星落下，我只能听之记之，因自己确没有那个本事点清它们的数目。
　　群星荟萃，各献绝技，灿烂夺目！这美的律动，摄魂动魄，让人颤栗。它们来自何方？又魂归何处？我看到的是大自然里的一种瞬息？还是看到了一种恒定？
　　“上帝”的焰火，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美学和哲学课。

                        赤脚与穿鞋

　　我们西黄岛村，说小也行，说大也对，一条街道蜿蜒8华里，却只有80多户人家（20世纪七十年代的户数）。围着泥圈山，分散在9个居住点上。每簇多则20余户，少者只一家。树林在房前屋后，庄稼在街道两旁。旧社会家乡的大山被山外地主瓜分，地主雇来的长工就地建庵看山护峦。后来大部分长工留了下来，形成了我们现在这样的村容村貌。因山在海边，村在山脚下，门前碧波涟涟、屋后梯田层层，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经济收入主要靠渔农两大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大学停办，中学毕业即要回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村里大多却像得了宝贝似的，哪舍得再去“教育”。我们村马上安排我到合作医疗上班，随后又派到卫生学校学习。同我一起回村的赵春章，也被分配到学校教学。这在当时都是令人羡慕的职业。
　　别小看那年代，为人民服务喊得响、做得也实。对病人，多是上门出诊、登门服务。亚洲暴发大流感那年，先是漏户不漏人，后来是户户不漏。我的师傅赵龙章已调往县电影公司工作，卫生室只我一个人，忙得很。3个月的时间都宿在卫生室，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有时候刚躺下就被叫醒，折腾几次以后，想睡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时，心里总牵挂着病人，思量着治疗方案。因流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并发肺炎等病症应该及时转院，但那时各医院爆满，不是危重病人，医院是不会收的，赤脚医生们默默承担着极大的医疗风险。
　　有一天夜里，刚送走一批病人，我连上床的劲都没有了，坐在椅子上睡了。说是睡了，但对外界的声响仍能感知。总听着门外时断时续有人在走动。心想这是幻觉，如果有人来早就敲门了。但好久好久，仍有声音，我挣扎着起来，开门一看，赵绪章徘徊在门外。“屋里亮着灯，看见你坐着睡，真不好意思叫醒你。不叫吧，你嫂烫得很，又怕她烧坏了。”“病情是医生的命令，时间是病人的生命，你应该早些叫醒我！”这事我终生难忘，它折射出我们民族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大美无言，历久弥新。
　　有一次迟恩太大嫂患癔病，尽说些漫无边际、玄乎难懂的话，邻居们说是让什么精灵“昧”着了，应该找巫医驱邪。也有人不信那一套，去找我。当我走到学校西的时候，恩太嫂说：“明路兄弟来了，已经走到学校那里，我看着他的面子，不与你们计较了。”我到时，病人的神志已完全恢复了正常。我有什么面子？这或是一种巧合，或是病人的潜意识判断力。我就这样对大家解释，但我的解释对迷信的人来说，毫不起作用。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给我的行医生涯涂上了一层神话色彩。这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说明我们民族还有好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那时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像我们这样经济情况较好的村队，群众就医全免费。经济实力薄弱的大队，最低也是减免50%。而且预防工作抓得也很紧。厕所全部进行了上棚下盖的改造；夏季要在一切有污水的地方滴洒柴油，封住蚊子滋生地；冬季要用药物进行室内空气消毒；一年四季都有预防接种任务。再加上临床治疗，我实在是忙不过来。大队便选拔赵举林当我的助手，使我稍有分身的机会。
　　我们村赵福章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船长，他带领的大小十多条船，是村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我时常逐个船只进行饮水消毒。福章哥和渔民用大锅鱼、大碗酒招待。我天生不能喝酒，气氛热闹不起来。有一次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我把一碗酒一口气豪饮而尽，欢声笑语、热闹极了。我醉得躺在船铺上，分不清是船下浪在涌动还是船上天在旋转，吐得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吐了，渔民们心疼了，开始埋怨劝酒的人。此后再相聚，大家都不让我喝酒了。
　　社员们离不开我，我也热爱这份工作，做好了扎根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准备。谁知世事茫茫难自料，公社党委选择了我，把我调进了公社机关。对应“赤脚”一说，我从此穿上了“鞋”。
　　当年，村里在主观上舍不得教育我们，但在客观上，难道我们不是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吗？
　　赤脚医生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我对家乡对家人的留恋却是永久的。

                     难忘心中那片绿

　　在外地工作期间，有一年市委抽调机关干部下乡驻村。我驻的那个村，背山面海，风景秀丽，是个少有的好地方。那浪涛声，松涛声，合而成歌，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激奋高昂，引人无限遐想。
　　想到那里的美景，不能不想到那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当地松。那时生产队封山育林，看护得很严。不仅不准滥砍滥伐，就连松枝修剪都得按季节有计划进行。开山拾草时，有专人巡视，防止有人趁机折枝毁林。松树茂密的地方，大人很难钻得过去。孩子们在松林里捉迷藏，有时候会迷失方向，无奈，只得顺山势而下，走出松林才能恢复辨向。松果成熟的时候，裂开的松子引来各种鸟儿穿翔其间，欢快觅食。也引来采松果的师生们，欢声笑语，劳作其间。学生们虽然累点，却能沐浴到一种节日般的热闹气氛。平时学习差的学生，这时也往往会获得老师的表扬。因这时老师的评语依据，是看筐子而不是看卷子。劳动结束后，多是要写一篇相关的作文。房东的孩子大顺儿，一次写摘松果的作文，被作为范文在全校传阅。我看过那篇文章，孩子对家乡松情有所钟，情牵文出，水到渠成，的确写得好。
　　尔后跟我的孩子讲驻村故事，常谈那里的松。谈它的品格，它把阳光雨露留下，化作了伟岸挺拔，傲风斗雪，忠实地守护着它们那神奇美丽的老家。
　　然而，有一次伴妻携子回访那里，我们却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被覆大山的松林没了，那拥村的大山秃了，那村像一下子变老了，暮气沉沉少了生气。见到熟人急忙追问，一位老伯叹息着说：“都砍去卖了，从海上运走的”。我茫然了，人的力量的确是够大的，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毁掉大自然很长时间的丰厚积累。这使我在孩子面前感到羞愧，我引以为荣，谈资丰富的驻村松没了。那里虽然涛声依旧，但涛声中少了松涛，旋律失去了和谐。
　　当地政府曾采取过补救措施，连续几年在植树节前后，组织人员到那里进行植树造林。我也利用假期，领着孩子前去栽树。但昔日那松林的风貌，不是短时间内能恢复起来的。最不该的是，去年冬天因房东大娘的谢世，我再次到那里，见到那里的大山被一场野火烧得的焦黑，又一次将人们的劳作和企盼化为灰烬。稍得闲暇，我上了山，走着，走着，突然有一点绿色引起了我的注意，是一棵劫后逃生的小松苗。
　　我家阳台上，有一棵驻村松，它虽然不断地在长高，但我知道，它很想它原来的家。

柳暗花明又一村
 
　　时间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企业改制之际，计划经济格局被打破，市场经济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产业结构调整，阶层利益重新分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职工下岗潮。面对失去经济来源的人们，我们的心情沉重而焦虑。那阶段，我大部分时间是在为下属企业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而奔波。
　　有一次，我走访下岗职工刘建飞，当时他出门怕见熟人，在家无言以对亲人，整天躺在床上唉声叹气的，苦闷极了。我对他说：“有部电影的名字叫《人生没有单行道》，天地如此广阔，只要你选准方向去干，准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他在企业里搞过对虾养殖，我建议他围绕自己熟悉的业务去发展。
　　我的建议与他的决定，在当时都是够大胆的，因那时虾病在亚洲蔓延，全国养虾处于低谷时期，我是看准了他的仔细气儿、爱钻研的劲，才对他进行鼓动和鼓励的。我未看错人，他确有自己的道道，他采取封闭式养虾，即在7月份以后的虾病流行季节，他的虾池不纳潮，以防病毒侵入，用淡水加盐来补充池内蒸发掉的水分。为养虾，他收集资料，外出取经，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关键时期，他吃住在工棚，除水藻，测虾长，昼夜忙乎，用心呵护。所以，他养的虾，年年不受病，年年产量高，最好的年份纯收入达20多万元。
　　还有一位，是养鸡场的副场长赵日福，下岗后，我们建议他去承包乳山寨的一家养鸡场，他下定决心后，马上前去签下了承包合同。但要让所包的鸡场健康有序地动作起来，却不像在纸上签合同那样轻松。为筹资，他跑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家，一点一点筹措；为确定出最佳饲料配方，他用鸡来分组做试验，在产蛋量、饲料比、鸡的抗病能力等方面进行反复比较，然后确定下最经济、最科学的饲料配方，并开始自己加工鸡饲料。
　　养鸡行业，有时赶上粮食价格上扬，其利润是很微薄的，如果管理跟不上去，随时可能发生亏损。老百姓常说的“针尖削铁点利儿”，要靠积少成多。他深明此理，所以，他的养鸡场，各个环节的管理十分严格，料、药、蛋的损坏和浪费几乎是没有的。在他的精心管理下，他所承包的鸡场，鸡的存栏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现在，他已是拥有不少资产的企业主了。
　　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其他的下岗职工也都找到了各自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人间的路千千万万条，只要我们的头脑和双手还在，条条大道通罗马！

                      心想事成

　　生活中有不少巧合的事，如果大家都能把自己所遇到的写下来，我们的精神大宴会更加丰盛的。
　　2004年元旦前，我去会见一位至交，在那里欣赏到君子兰盛开的美丽。那花透出高洁、清雅的神韵，令我好生羡慕。当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君子兰也开花了。这事巧就巧在，我这盆君子兰养了四五年了，叶子长得倒挺好的，就是不开花，我常戏谑它“公”了。没想到，它像是在等待好日子一样，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专捡这个日子开花。真是花儿亦有灵性，寓意我与朋友确属君子之交吧。
　　有一次，全家人合计，要在阳台上盆栽一棵石榴。并决定由我负责引进。我拖拖拉拉的，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去寻求。后来我们发现，君子兰的盆里发出了一棵石榴苗。妻子和儿子还以为，是我淘换不着石榴苗而种下的石榴种子呢。我不是哪种勤快人呀！这可真正是应了心想事成那句话。我常想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给君子兰换盆时，到楼下花坛里收集浮土，把石榴种子带进了花盆里。
　　我以前在网上发文章，用的是真名。后来文友建议别用真实姓名，并提议用“大地飞歌”做笔名。我接受建议后，隔了不几天，一些单位开始分送挂历，农行的挂历袋里还有一副春联，我打开时眼前一亮，上联起句即写着“大地飞歌”。
　　用那笔名后，我第一篇新文是写占英哥的。文写好了，仍在思念他。吃午饭时我向他娘俩念叨：“占英哥接近4年没有来我们家了。” 也就是在那天晚饭后，接到占英哥的电话，说他明天要到城里办事，顺便来聚一聚。
　　见面以后，他问我给儿子买房子的钱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要凑一些给我。说完这话不到一个小时，我接到另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要还我的钱。那钱不算是个小数目，因那位朋友经营上的问题，借去10年没能还上。这可好，正当论议买房子的时候，钱有了。
　　我们那儿的风俗,过生日一定要有鱼。2006年妻子过生日那天，我们全家人去游览棉花山。中午在海边吃饭，儿子刚说祝母亲生日快乐，大面积鱼群游到岸边，陪伴着我们吃饭的全过程。
　　巧中赶巧，好事成双，心想事成。细想起来，生活中的好事、孬事扎堆的时候，并不是什么迷信现象。实质上，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和因果关系。    

                     做人的尊严
 
　　在外赶路，肚子饿了，一摸衣兜，忘记带钱了，忍饥不乞，为了非乞者的尊严。就是以乞为生的人，也不讨他人之难为，为的是乞者的尊严。
　　机器运行要加润滑油，减轻摩擦，减少阻力。做人有时也需要圆滑一点，圆滑就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圆滑，那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一个单位也是一样的，为了开展工作，有时也需要变通处理一些事情，但变通到影响了这个单位的社会责任，那就失去了这个单位的尊严。
　　几年前的一天，接到内线情报，有一走私车队夜间要经过辖区。我们联合交警、刑警、经警统一行动。“三警”暗暗地布下了3道关卡，“蹲坑”守候，实施拦截。
　　凌晨一点，走私的车队出现，第一道防线的拦挡栏杆迅速抬上了公路，但走私车不管套，撞飞栏杆狂奔；第二道关卡迅速在公路布下钉子板，走在前面的3辆走私车，2辆轮胎被钉子扎破，另一辆继续强行闯关的被枪击中了后轮，他们所有的车这才被迫停了下来。
　　这时，他们押车的人多都下了车，就是司机们不肯下来。为防止再逃逸，我们逐个车动员司机下车。我上的那车，怎么说司机就是不肯离开驾驶室。趁我方在路面上人少之机，那司机突然加大油门驱车狂奔。第三道卡子因获悉拦截成功，处于麻痹状态。当这车快速驶来时，已来不及铺设钉子板了。警察们急忙鸣枪示警，那司机那时已经失去了理智，根本不停车。由于不明前方有无来车来人等情况，警察们也不敢贸然朝着车轮开枪。就这样，这车下了高速公路向山村土路逃奔。
　　在车上我才看到，那司机原来是个独臂人。一手把方向盘，不时还要离开方向盘去摆弄档位。他还威胁我，若打手机，他立即将车驶下悬崖，人车同归于尽。我镇静地说：“如果真那样，我得谢谢你，你成就了我一个英雄称号，而你的妻儿老小，却从此背上了歹徒家属的恶名，你让他们活的没有尊严！”那人脸颊微微地抽搐了一下，陷入了深思中。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把那个手提包拿着下车，放我一条生路。”我说：“那不叫放你一条生路，而是把你推上了绝路。”我接着问他，妻子是做什么工作的，孩子在几年级读书了，问过后，我强调说：“为了多挣点钱，让家人过得好一点，这主观愿望不错，你不失做人的尊严。但你错就错在生财失道，迷途不返上了。”后来，他开始说实话了，虽然因残疾，考不了驾照，但自幼喜欢开车，就偷偷地学会了。这次走私，他是货主之一。这8车货物，他占的份额最大。起初逃跑是想减少损失，现在如果停止不逃了，因为惹火了警察，又怕被逮着了挨揍。我当即答应他，回去给他争取按自首处理；也同时告诉他，警察是不会打他的。他停下了车说：“你打电话吧，我把车开到你们指定的地方去。”
　　他在被拘留期间，我多次探望他，我们已由工作的对立面转化为私谊朋友了。他说：“我由衷地感谢你，是你的镇定救了我，因为我单手开车，那天在那样险的道上没有出事故，你出奇的平静让我慌张的心安稳了下来。再是你的话救了我，制止了我继续错下去。更重要的是，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做人的尊严！”
　　路可迎面走，事谐彼此中，从某些方面说，我还应该感谢他呢！

                        难熬的长夜

　　福子哥用完保温瓶后，把瓶盖放进了茶杯里，把茶杯的盖搁在了瓶口上，自己还浑然不知，仍在苦苦地思考着什么。时间已是凌晨了，他把桌子上的台历撕下了一页，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福子哥睡不着觉，回忆着那一桩桩一件件的缠人事，望着夜空中眨巴眼睛的星星，思绪像潮水一样在脑子里澎湃荡漾着。
　　领导曾前来提议把生育押金借给镇办企业，却因福子哥的坚决抵制败兴而归。福子哥的观点是，不论什么合理的理由，动了老百姓的养命钱就是不合理。理是这样讲，但很多党委班子成员和企业负责人却难以理解。
　　有位名气较大的村支部书记，因虛开《一胎残疾证明》骗生了第二胎，被福子哥追查。来为这位书记说情的达官显贵很多，同时来检举这位支部书记的群众也不少。经查属实，福子哥坚定地在站在了政策和群众的一边，毫不犹豫地启动了对那位支部书记的罢免程序。有一个村严重瞒报虚报工作实情，造成极坏影响。福子哥力排干扰，通报批评了这个村，其中主管填报的人被免去了职务。
　　多少年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都说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其实官吏心中也应该有杆秤，称量的都是公道不公道。秤杆平衡，公理彰显；秤杆失衡，公平无存。在情与法的衡量中，需要司秤者的勇气。有时候，心里的天平调整平衡了，而生活的天平却随之失衡了。所以说，勇气的背后往往伴随着的是痛苦。
　　福子哥是位很随和、很重感情的人，别人遇到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困难时，他总是倾其全力进行帮助。而行政原则追求公信力的最大化，失去原则，民心就会动摇。福子哥并不愿意得罪人，但他不能无视原则，更不敢亵渎民心哪！
　　眼下福子哥又犯了愁，白天他接待了好几位前来说情的人。还用别人说情吗？马上要调查处理的这人，本来就是福子哥在机关挺要好的朋友刘耀。刘耀说有人在他车上放了个娃娃，他要留下养活着。他有孩子，不符合抱养条件。而群众来信举报说，那孩子是刘耀亲生的，是他利用了妻子住外地的时间差，而偷着生的。当时有三种初步处置方案：一是交纳罚款后准其收养；二是将孩子送往儿童村；三是做亲子鉴定后再处理。来说情的人，有的劝说福子哥对上瞒报，不要做任何处理；有的劝说交点罚款就算了，孩子归刘耀。
　　福子哥的心里，比谁都清楚做亲子鉴定意味着什么，如果是刘耀在撒谎，那他的饭碗就丢了。当然不能对上瞒报，而交足罚款后准其收养则是可行的。想到这个方案，福子哥心中浮起一丝宽慰。但再想下去，他立时感到后背发凉，像有人在戳脊梁骨。众目睽睽，民意不可违！神目如电，人心不可欺！行政者对人对己采取双重标准，法理难容！不还群众一个明白怎么能行呢？反复想，反复想…… 
　　天亮了，上班了。福子哥拿起了电话，向有关方面汇报了刘耀的情况，并联系好了做鉴定的相关事宜。

　　说明：此文写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文中人物系化名。

                     共和国的记忆里

　　历史的脚步迈进20世纪八十年代门槛的时候，我放下了听诊器，做了一名专职的计划生育工作者。我认为，行医为人祛疾疗伤固然重要，但为社会根治贫愚顽症更重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人口调控工作进入了相当艰苦的阶段。没有硝烟，却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战。这场战争没有敌人，“攻城略地”是在人民内部的意识形态中进行。是自己人要战胜自己人的一场特殊斗争。这场斗争如此激烈，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堪称共和国历史上之最。
　　刚到计生办，就赶上国家计生委来我们公社搞避孕药具试点，我所熟悉的医药知识，也正好派上了用场。这项工作对国家来讲是点，对我们而言是面，而且面广量大，操作复杂。为确保试点的成功，在刘培品主任带领下，我们走村串户，广泛宣传，耐心说服动员，按时送药，定期回访，详细记录情况。并对药具的有效率，副作用，相宜的供应量等认真地进行阶段性的汇总分析。3年中积累了大量的翔实资料，为国家的避孕药具生产和供应，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试点的成功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同样出色，我所在的乳山县海阳所公社和邻近的白沙滩公社，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模范单位；刘培品主任、县计生委段润华主任、白沙滩计生办任沛富主任，同时被授予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
　　后来，县计生委段润华主任提议我去午极镇任计生办主任。我对工作前景也充满了信心。但一场意外风波却无情袭来，使我们吃了不少的苦头。一名村干部以头孩残疾的假证明骗生了二胎，被群众揭发了出来。虽然这位村干部后悔极了，但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这事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激怒了部分群众。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动全镇的超生受罚户联合起来，到计生办进行围攻性上访，要翻案，要退款。还有的干脆到我家赖着不走，非要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不可。那段日子里，我家门窗的玻璃多次被石头打碎，清晨总能在院子里捡到带恐吓和谩骂内容的信。当镇政府决定对我家实施保安措施时，我坚决不同意，为的是别激化矛盾。真是干部一人超生，群众百人攀生，那段时间内，计划外怀孕者的工作更难做了。
　　有一次去一户做工作，这家男人竟站在门口舞动着铁锨不让我们进门。还有一位40多岁的人，娶了个云南媳妇，女孩不满两岁又怀第二胎了。我带人前去做思想工作，我们好话说尽，人家就是不通。真有点封建社会里“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味道。在第9天的晚上，女方借故去厕所而翻墙走了。计生办的邢美华、李翠敏、张永志、王锡峰、林欣，妇联的王茜等同志，个个难过得面色蜡黄。我的心情也糟透了，受工作挫折和担心家人安全的双重压力折磨着。睡眠时总做同一个噩梦，儿子在街上玩耍时被人劫持了。事后不几天，妻子惊呼：“你30多岁的人，怎么头发花白了，特别是鬓角，竟然全白了。”那天，妻子哭了一整夜，哭得我心烦意乱，却无处诉说，无处宣泄。
　　靠政策的力量，给群众一个明白，是我们当时的共识。每个时期执行的政策规定不同，超生同等胎次受罚的款额不同。有些超生户误认为是我们处理的不公。我们对全镇实行处罚措施以后出生的孩子，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核查。其工作量之大、走访面之宽、查阅档案之细、晚上加班之多和全员疲劳程度之深，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是前所未有的。时任分管领导的牟敏书记，跟班坐镇，直接参与干起了具体工作。底数清楚以后，我们将其印制成册。计划内的注明批生依据；计划外的注明处罚依据。直接发到生育户，进行了一次全面透彻的公开。水平不流，人平不语。我们终于平息了这声风波。
　　工作中常有坐在火山口上的感觉，年除夕吃饺子时心里也不踏实，总怕某个部位上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是要改变群众的生育观念。所以我常想，文艺感染力是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开门钥匙，要利用这把钥匙。想的时间长了，我就拿起笔来写。当时的稿件多在《山东人口报》上发表，时任文艺专版主任的崔文生老师，给了很多帮助。
　　历史的脚步迈进20世纪九十年代门槛的时候，组织部门调我到县盐务局供职。虽然时过境迁，但我耳边时常响着妻子那天的哭泣声，声音虽然不大，却震得我心很痛，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没有锥血的经历，怎有刻骨的记忆。其实这也并非是我个人的记忆，这一切都在共和国的记忆里！

　　说明：
　　一、1983年4月，经刘培品主任等人推荐，分管领导于旭光书记同意，公社党委会研究决定，调我到海阳所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
　　二、1992年4月，经乳山县盐务局牟敏副局长推荐，姜成祥局长同意，申报县委组织部批准，调我到盐务局供职。

                      北京承德游

　　国家计生委在乳山县海阳所镇搞计划生育药具试点工作。县计生委具体负责的是计划生育宣传站王桂香站长；我时任镇人口统计员，负责数据收集整理。经系统上下全体同仁为期近3年努力，1985年春，试点工作通过了专家评审团的鉴定，试点资料将正式成为国家的相关决策依据。
　　9月份，烟台市计生委要组织县计划生育宣传站站长去北京、承德参观学习，经王桂香站长等领导提议，烟台市计生委决定让我同去，这是试点成功后对我的奖励。但我觉得受之有愧，前任主任刘培品，前任统计于明学，时任主任耿德彪及同事林美莲、于占豪等，都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上级已经定了的事，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9月12日下午3点，烟台市计生委的会议室里，市计生委王主任主持开了欢送会。会上做了分工，市计生委孙辉科长、乳山王桂香站长带队，我负责管理生活账目。参观团一行16人（除乳山、招远各两人参加以外，其他县都是一人），仅有4名男同志，男的要负责照顾女的。晚上8时10分，我们登上了进京的火车。
　　13日下午近4时到达北京，食宿京西燕山宾馆。
　　14日上午6时从北京站乘火车，当日下午3点到达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市计生委派人派车接站，食宿承德田园旅社。
　　15日是个星期天，我们游览了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承德避暑山庄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始建于1703年，前后历时89年才竣工，占地564万平方米，相当于颐和园的2倍，有8个北海公园那么大。内有康熙、乾隆先后钦定的72景。其建筑布局大体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苑景区又分成湖区、平原区和山区三小部分。
　　宫殿区位于山庄南部，包括“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东宫”4组建筑。正宫是宫殿区的主体建筑，包括9进院落，分为“前朝”“后寝”两部分。主殿叫澹泊敬诚，是用珍贵的楠木建成，因此也叫楠木殿。这是皇帝来避暑时处理朝政的地方，各种隆重的大典也是在这里举行。四知书屋是清帝大典前休息更衣以及平时召见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
　　后寝主要有烟波致爽殿和云山胜地楼。烟波致爽殿是皇帝的寝宫，正中设宝座；西暖阁是皇帝的卧室，床后有暗道；东暖阁是皇帝与大臣议论国事的地方。云山胜地楼是帝后观赏湖光山色的地方，没有楼梯，而以假山为磴道。
　　出正宫门便是万壑松风殿，这是清帝批阅奏章及读书处。正宫东侧为松鹤斋，原供皇太后居住，其造型与颐和园中的谐趣园相仿。东宫在宫殿区最东面，原为清帝举行庆宴大典场所，不幸于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山庄东南部的湖区，由泉水及西北峰峦的山水汇集而成。清朝时这里山区有常流不断的清泉、溪流、瀑布汇入，又引武烈河水通过暗渠入湖。湖区虽然没有颐和园的昆明湖那么大，但是由于洲岛错落，花木葱茏，亭榭照映，一派江南水乡的迷人景色。湖面被长堤和洲岛分割成5个小湖，各小湖之间又有桥相通，两岸绿树成荫，显得曲折有致，秀丽多姿。湖区的风景建筑大多是仿照江南的名胜建造的，如烟雨楼，是模仿浙江嘉兴南湖烟雨楼的形状修的；金山岛的布局仿自江苏镇江金山。湖心岛屿有“如意洲”“月色江声”“环碧”3处，各以长堤相连。登高俯视，夹水为堤，逶迤曲折，径分三枝，岛屿排列形似灵芝草。所以，长堤被康熙皇帝命名为“芝径云堤”。还有青莲岛、戒得堂、花神庙、清舒山馆、文园狮子林、香远益清、临芳墅等，如众星捧月，环列于三岛周围，各以桥堤相连，布局合理而自然。综观湖区，亭、檄、楼、阁或依水而建、或深入水际、或半抱水面，兼南北建筑之长。这些建筑从形体组合、艺术气氛上各有不同的韵味，变化中求统一、对比中求和谐，匠心独运，恰到好处。山庄72景，有31景在湖区。
　　平原区在湖区北面的山脚下，地势开阔，有万树园和试马埭，一片碧草茵茵，林木茂盛，茫茫草原风光。当年这里有万树园，园内建有不同规格的蒙古包20多座。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御幄蒙古包，是皇帝的临时宫殿，乾隆经常在此召见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和外国使节。平原区西部一派蒙古草原风光；东部古木参天，具有大兴安岭莽莽森林景象。
　　山庄的西部和北部是山区，峰奇石异，林木繁茂，气候十分阴凉。在山庄东部和北部丘陵起伏的地段上，环列着12座色彩绚丽、金碧辉煌的大型寺庙。这些寺庙建筑雄伟，风格各异，是汉、蒙、藏文化交融的典范。可以感受到西藏布达拉宫的气势，浏览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雄奇，领略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风采，欣睹新疆伊犁固尔扎庙的身影。山庄外围明明有12座寺庙，为什么叫外八庙？据承德的同行讲，这不是个数学错误，是因坐落在古北口外的有8座庙，人称“外八庙”，叫习惯了，就成了山庄外围所有寺庙的代称了。
　　“外八庙”中，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间，其余十座寺庙均建于乾隆年间。清帝建立这些寺庙，是为了顺应蒙、藏等少数民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过深仁厚泽、柔远能迩，来达到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之目的。已经开放和部分开放的有：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安远庙和普佑寺。
　　普宁寺是仿西藏三摩耶庙修建，这座寺庙将汉藏两种建筑样式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整组建筑宏伟壮观，气势不凡。寺前半部分有山门，正中院中有碑亭，亭北是天王殿，基右为钟鼓楼，此为第一进院落。大雄宝殿和东西 配殿，成第二进院落。大雄宝殿内供过去佛迦叶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大殿后是高达9米的石砌陡壁金刚墙。登42级石阶进三角殿，即达寺院后半部。大乘之阁内部分为三层，阁内矗立一尊金漆木雕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高22.28米，腰围15米，重达110吨，用木材120 立方米，是现在世界上最高大的木质雕像。像内是三层楼阁式的构架结构，中间为一根主木，四周组合许多根边柱，外钉衣纹占板密封，分层雕刻。佛像比例匀称，纹饰细腻，绘色绚丽，生动地表现了观世音菩萨的表情和神采。
　　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修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外八庙中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宫，依山就势，逐层升高，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乾隆三十六年，为乾隆帝60寿辰和皇太后80寿辰之年，边疆各少数民族的首领都要集承德，举行盛大的庆寿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民族大团结的局面。为了敬重各族信仰，团结各族人民，乾隆帝御旨建造这座大型寺院。普陀宗乘之庙布局分三个部分：前部包括山门、碑亭、五塔门；中部包括琉璃牌坊、白台、僧房等；后部是主体建筑大红台及周围其他建筑，大小共60余处，被包围在雉堞衔连、依着山势起伏而环寺一周的高大围墙之内。
　　须弥福寿之庙又称班禅行宫，是班禅额尔德尼六世来承德为乾隆皇帝祝寿的驻跸之地。位于避暑山庄北面狮子沟南坡。1780年，西藏六世班禅为庆贺乾隆帝70大寿，长途跋涉2万余里前往承德。乾隆帝十分重视，为隆重迎接六世班禅的到来，特建须弥福寿之庙供六世班禅讲经和居住，所以，此庙又称“班禅行宫”。须弥福寿之庙占地3.67万平方米，前部是石桥、石狮、山门、碑亭、琉璃牌坊等；中部以大红台为中心后部有班禅六世及其弟子的住处“万法宗源殿等，最后是万寿塔。八角七层的万寿塔是全寺最高点。塔身用绿色琉璃砖砌成，塔顶用黄色琉璃瓦铺覆，七层象征乾隆帝七旬大寿。它背负青山，直指苍天，宏伟壮丽。
　　普乐寺又称圆亭子，其主殿旭光阁，重檐圆顶，极似北京天坛祈年殿，内部供奉的上乐王佛，俗称欢喜佛，属藏传佛教的密宗范畴。该寺东西长195米，南北宽93米，占地2.4公顷。l766年，清朝政府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贵族的叛乱，使生活在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左、右哈萨克族和生活在葱岭以北的东西布鲁特(柯尔克族)，从此摆脱了准噶尔叛乱势力的压榨和欺凌。不久清军又粉碎了“回部”霍集占兄弟的暴乱，使西北疆强更趋稳定。至此，西北各民族与清朝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他们不断派代表到山庄朝觐，奉表贡物，接受封赏，并经常伴随乾隆围场行獵。为了表示对西北各民族宗教信印的尊重，进一步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乾隆遂决定修建这座庙宇，敕赐“普乐寺”，即天下统一，普天同乐的意思。
　　安远庙又称伊犁庙，主体建筑普度殿，外观四层，实际三层，一层供绿渡母，二层供三世佛，三层供大威德金刚像。庙宽l46米，长255米，占地2.8公顷。全庙平面为长方形，面南偏西，内外三进墙垣，前部庭院开阔，后部紧凑。外层墙正面及两侧设三座棂星门，二进墙垣正中为山门，面阔三楹，汉式重檐歇山顶。拱门三个，砖混结构。进山门迎面是一座棂星门，砖混结构，红白色相间抹面，墙壁设盲窗，前有幢杆两对。过极星门为二道山门，砌砖石城座，拱门三个，壁设盲窗，上建门殿，歇山顶，门殿两侧设腰墙，中分一、二进院落。一进院落北、东、西三面砌墙，正中设门楼，门道砌丁字拱券，院内正中设一券门，馀二券门突出墙外，作法特殊。二进院落长方形，由64间单层群房(藏区称“嘛呢噶拉廊”)合围组成，内平面呈“回”字形。正面中央有门殿，殿内立御制卧碑一座，镌刻《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碑文》，记述建庙经过。
　　普佑寺建于1760年，这一年适逢乾隆皇帝50寿辰，其母皇太后70寿辰的喜庆之时。又值清军出兵西北，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这是继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后又一次取得平定叛乱的胜利，从而彻底结束了西北边疆地区90年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普佑寺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坐北面南，布局呈长方形。平面布局打破了传统的“伽蓝七堂”的汉式手法，天王殿居中，前建佛堂，后又增添了凹形经楼，使其前后形成二层院落，布局十分严谨。可惜内殿还没有开放，据说殿内供奉的佛像与其它寺庙不同，有汉式的、也有藏式的，在外八庙中是别具一格的。
　　我们游玩到晚上9点，很疲乏。有的女同志，脚上走起了水泡。
　　16日上午，在承德市计生委会议室，该市计生药具站樊敏站长，做了3个小时经验介绍，并领我们观看他们的账册档簿，参观他们的库房。下午，去攀登棒槌峰和蛤蟆石，其中棒槌峰号称世界十大奇峰之一。这两处自然景观，顾名思义，名符其实，让人叹服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妙。
　　17日上午6时出发，由樊敏站长做向导，参观隆化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该站的规模达几乎到了县级人民医院的水平，让人有种叹为观止、望尘莫及的感觉。下午，到隆化镇参拜董存瑞烈士陵园。
　　在承德除住宿费我们结算外，餐饮和车辆均由承德市计生委负责。
　　18日6时10分，在承德火车站登上去北京的列车，下午3点回到北京，食宿北京市政三区招待所。安顿下来后，我就请假只身坐公交车去王府书店买书。逛书店的时间就是过得快，返回住宿地时，已是凌晨一点半了。
　　19日游览颐和园、圆明园遗址。
　　20日上午9时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随后，游览天安门、故宫、景山公园、北海公园。
　　21日游览北京动物园、京郊圣景——八大处。
　　22日游览十三陵水库、长陵、定陵地下宫殿、八达岭长城。晚上11点30分，在北京火车站登上回程车。
　　23日下午7点返回烟台市计生委，食宿市委党校招待所。
　　此行令人难忘的事很多，其主要的有：一是全国计划生育系统是一家，外地同行们的热情接待，让人久久感动。二是队员们精神状态特别好，大家互相照顾，足以减轻旅途疲劳。三是孙辉科长脾气好，处事有条不紊；王桂香站长品貌兼优、办事干练。正是由于两位带队人威信高，能力强，科学安排路线，才使我们能够更多地游览一些景点。
　　本文只从日记中节选了承德避暑山庄内外的一些情况，其它地方大家比较熟悉，不多述。

　　说明：
　　一、孙辉科长在成立威海地级市时，分到威海市卫生局。
　　二、王桂香站长后来任乳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