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纯真的往事

 

              徐振武

     

     在改革开放之前，乳山农村那些纯真的往事至今像屏幕一样浮现在脑海里。笔者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一打三反、一打五反、小四清、大四清、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休闲之余，数历着曾发生的几个真实故事奉献给读者，由于写作水平所限，恭请笑读。

 

                         薅菜

 

上世纪60年代初，超过65周岁的人对那时我国三年自然灾害记忆犹新。应该说1958年是个丰收年，但到了1959年年景发生了逆转。那时主要农作物为地瓜、玉米、小麦，也是基本无农药、无化肥，靠农家肥生产的年代，丰收年小麦单产也只有150左右斤。那年闹“草荒”，雨水又多，暑草可以说“铺天盖地”席卷整个山野大地，作为主粮的地瓜基本绝产。小麦又欠产，紧接着1960年玉米，被像展绳子一样的绵虫啃得净光，知道“蚕”字怎么写的吗？它跟蚕一样 那就是天虫、神虫，头天玉米好好的，一宿功夫，连长叶青草、玉米一起吃的溜光。从那时起基本懂得了什么叫“蚕食政策”。由于这一切，我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了粮食，靠什么维持生计呢？靠薅野菜充饥。笔者时年10多岁，还在本村小学读书，每逢傍晚放学回家，立即拐起柳条编篓到附近山野薅菜。什么三夹菜、四叶菜、山茄子、苦苦菜、面曲柳、勃勃丁、山芹菜、灰菜、荠菜、麦粒蒿等，都是上等的“美味”；刺槐芯、刺槐花、刺槐叶、小杨树叶、榆树叶、也是饭桌上常见菜。这几种树叶被小伙伴们撸的净光，长一茬，撸一茬，就这样基本解决了不至于饿死的问题。撸树叶这活儿可以结伙，薅菜几乎笔者一个人单独行动，天黑下来好久才回家，薅不满不能回家，因为第二天八口之家的人等着吃呢，作为一个１０多岁的孩子，山里没人能不害怕吗？记得有一次，笔者到鳖渠（我们村东北面临乳山河岸有个大水湾，有不少野生鳖，故称鳖渠）捞菬菜试吃，回家后母亲将它洗净切碎，掺上一小块花生饼在锅里炖，每人一小碗，全家人在一起吃的那个香啊！那三年野菜薅没了，树叶撸没了，家中曾吃过集体食堂用玉米塞子跟花生皮合成的代食品，还试吃过驴尾巴蒿，这些东西很难吞咽。实事求是的讲，三年自然灾害笔者整整薅了三年野菜，到1962年以后境况基本好转，就不需用野菜充饥了，时下除山苜楂、荠菜、槐树花、苦菜、勃勃丁吃个稀罕外，其余野菜基本不再食用。不经过严冬的人不知道太阳的温暖。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珍惜粮食，铺张浪费，仅仅几个人，在饭店就要了一桌美味佳肴，没吃多少，所剩饭菜统统被服务人员倒进垃圾桶里。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勤俭节约，在家里或在饭店吃饭都要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那样，实行“光盘政策”，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啊！

 

                                搂草

 

     提起搂草，上去年纪的人，并不陌生。上世纪五十到七八十年代，准确讲，也就是改革开放前，乳山大部分农村基本缺少烧柴。连有半山半泊的村子都能差三个月的柴荒 ，余下的需花钱买烧的，就不要说全是泊地的村子，烧柴就更加困难了。因为那时的庄家草花生蔓、豆秸、地瓜蔓、谷草，甚至玉米杆等全留给生产队的牲口吃。每个生产队饲养4到6头驴骡马牛不等。每年每到秋收后，都要实行“包场”，将全年积攒的饲草铡碎或整体垛起像小山一样大草垛，留待冬天及次年牲畜的饲料，这样，只能剩下一部分山草和泊草按人口分配比例分给“社员”，故此，大部分烧草需要到山野或更远的大山去搂草。当然，生产队的牲口根本吃不了那么多草，主要是饲养员像“烧窑”一样的烧大炕，一冬就能烧进一大截。搂草需要购买“笊（音）子”，有的地方叫“抓（音）子”，笊子齿都是竹子做的，首先要弄一根上好的笊子杆，用麻绳牢牢的将笊子头绑上，用草绳在笊子齿中间合适部位界定好，这样笊子就做成了。生产大队一声令下，明日开山，第二天，才能结伴二人或三人外出搂草。搂草的工具要带笊子一张、用草绳结的大网包一个、拘（音 ）绳一条、镰刀一把、扁担一根；搂草用民间歇后语的话讲“城里搬闺女早晚一天”，中午须带午饭，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带虾皮白菜心的夹馅玉米饼子或鸭蛋就玉米饼子，没条件的家庭只能带饼子地瓜就咸萝卜茧（音）。搂草时要有耐性，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把脚跷”。濯濯无寸草，茫茫满山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发挥镰刀的作用。身在农村的人，都知道有一种草叫“地蹦”草，它能做草坪，长得2寸左右高，生产队一般不喜的要，这就给搂草的人捡了便宜，拿起镰刀，俯下身子，贴着地皮一镰一镰砍起来，有人戏称连地皮都刮起来了。傍晚时分，壮草用拘绳捆一个大草个，剩余的碎草装在网包里，网包上面带刷的，一天的功夫挑着一担草凯旋而归。然而也有不尽人意的时候，笔者跟三个伙伴那天去搂草，已过下午时分，连半包草也没搂上，无奈之中，伙伴中有两个鼓动去偷邻村的草（因邻村草没开山），无奈笔者也被拉去了，当时很害怕，从来没做过偷东西的事啊，屋漏偏遇连阴天，从来不当鳖，当鳖遇着叉啊！无巧不成故事，那天偷草被邻村看山逮了个正着，镰刀网包全没收。笔者那时只有18岁，知道做错事了，没面子回家交代，勉强硬着头皮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严厉批评了我，说咱家祖祖辈辈的人没有偷鸡摸狗的，搂不着草就回来，没人说什么，你说多丢人呢！记着咱家有个祖训叫做“不义之财不可得”。从那时起，父亲的“不义之财不可得”这句座右铭影响了我的一生，对笔者以后如何做人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那个年代老百姓对烧草叫做“拍老天、牢骚地”的，顾名思义为“怨天忧地 ”，但农村方言，是指烧草非常拮据的无奈之言。有时搂不着草，连丢弃的大白菜干烂叶、萝卜缨干叶弄回家，也可以烧。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老百姓的烧草问题基本解决。特别是两千年以后，笔者每年农历十月日（月日）回故乡给父母上坟，看到满山遍野都是山草无人问津，现在农村家家户户基本都是烧的液化气或煤炭，不再为烧柴发愁。

 

                                推磨压碾

 

提起推磨压碾，恐怕四五十岁的人对它们的概念已经模糊了，别说小青年基本是陌生的，就是真正见到的也不多，那只有从电视上的资料片能看到。据笔者观察现在有的村庄碾子可能保留，磨与磨盘基本不复存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前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石磨。提起推磨，小时候帮助母亲推了好多年，到现在也能想象磨的结构与作用。打造石磨需能工巧匠的“石匠”，两期(扇)磨对嘴要用钻子凿成约1公分左右深的多斜纹沟渠，每用一段时间，都要重新凿一次，使磨磨面更加锋利；石磨下面用木板做成的大圆盘，称为“磨盘”，石磨两边各按一个磨柄，准备两个磨扣，两个磨棍，套上磨扣，就可以推起来。一到星期天，母亲都要准备一些玉米或小麦磨成面粉，以备够7天的面食。一般情况推磨需要2人（有时母亲一人也推过磨，但非常艰难），母亲为“主力军”，搭配上兄弟姐妹轮流上，以减轻母亲的压力。有时母亲分配任务，我们兄弟姐妹俩人一组，谁完成谁可以出去玩。磨出的第一道面，为“表面”，第二道为“里面”，第三道以后为“黑面”。麦麸兑上地瓜丝再次加工叫“跐（音）麸”。在有条件的家庭使用驴（牲口）推磨，驾上毛驴，将驴的眼睛戴上驴捂眼就可以推起来。说起驴推磨笔者不免想起了乳山有两个民间歇后语很有意思：人们在生活或劳动的交谈中常常会说你“推完磨杀驴吃”这句话。它跟“卸磨杀驴”的成语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更加深层的意思。“卸磨杀驴”意思是磨完东西后，把拉磨的驴卸下来杀掉，比喻把曾经为自己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那么“推完磨杀驴吃”就是说你曾经出过力，我不但将你踢开或杀掉，还要用“莫须有”的罪名败坏你的名声。还有一则叫做“兔子跑在磨道上，混充大耳朵驴”，形容一些人无知充有知。

  碾子，过去村村都有，大村队有２到４盘。自从有了磨坊磨面机、粉碎机后，大部分村庄碾子都处理掉了，极个别村仍然存在。碾子构造非常简单，一大碾砣，一大碾盘，一大碾挂。乳山有个歇后语对别人表白自己“实诚”时，大都说“我这人很实在，碾砣卡碾石，石（实）卡石(实)。笔者在校时，每天放学后，都要帮助母亲去压碾。那时家家户户都养猪，猪的饲料除地瓜蔓、地瓜叶及其它粗饲料外，精饲料大部分为地瓜干，天天要将地瓜干压成面豆状态。压碾需要“排队占场”，特别是傍晚，因为都是就学生放学的空。压碾以加工地瓜干为主，其次是将高粱、谷子、稻子等加工成精米，有时也可以将玉米压成玉米碴，熬玉米粥。压碾是个力气活，最少需用2人以上，遇到友好的街坊邻居可以互相帮忙，也有用牲口压碾的。

先人们根据地球自西向东的原理确定顺时针的走向，他们为什么把推磨压碾的走向确定为相反的方向呢？跟汽车转弯的走向是一致的，可能有它的科学道理，为什么？不得而知。农村最早加工面粉是用柴油机带动的，拉电后，使用电动机。现在基本不用石磨、碾子加工东西，随着现代机械化的产生，那些推磨、压碾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今只是能看到有人用小石磨磨豆浆而已。

 

　　　　　　　　　　　　　  　            生产队

 

生产队，准确的讲叫生产小队。１９８３年以前，那时不设乡、镇，全国实行“公社”化，某某村不叫村，叫某某生产大队，不叫村民叫“社员”。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大队设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大村设副书记）、副业书记、贫协主任、治安主任、大队主管会计、出纳员、保管员等。大队下设若干生产小队，生产小队一般３０户到４０户不等，实行生产小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小队设队长（无记名投票产生，得票多的为正队长，极个别也有任命的）、副队长（得票第二名为副队长）、政治队长（从文革中开始）、会计、保管员五人组成队委会，编外还要设作风正派、办事公正的记工员。每天晚上社员都要到队屋去，首先由记工员唱名记工分，而后正队长“训话”，并分配第二天的活计。记得有一年夏天，有个生产小队长就近期有的社员出工迟到，偷懶耍滑，出工不出力等现象准备晚上开一个社员会。那天天气较热，自己挨家挨户告诉社员晚上不用到队屋，到村中碾台上开会。晚上8点该君辛辛苦苦把人员召集齐了，由于自己讲话“较拙”，开会时只说了一句话“大伙想不想吃饭”，下面社员齐声回答，“想吃”，“想吃，散会！”仅仅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就解决了问题，而后社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他的“一句话”会议，成了当时人们饭后茶余的佳话。

生产队的运输工具主要靠小车，一般8到12辆，组成小车队。小车两边绑上绵槐或柳条偏篓，就能送粪、压沙换土、推地瓜等；卸下偏篓推麦个、推花生、推庄稼草、山草等。过去农村盖房子推石头、推泥、推沙小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个别生产队有骡车或马车或牛车，俗称“大车”，大车一般驾一头骡或一匹马，拉重东西驾两匹。比如问那人是干什么的，赶大车的，大车是当时最先进的运输工具。大车主要要有较宽和平缓的大路，就可以运任何东西，比如运麦个子、运泊草、山草、运土粪、往公社送公粮等、大部分时间给别人“拉脚”，就是搞副业收入；个别山区像崖子、马石店一带运东西恐怕就是肩挑驴驮。

压沙换土是上世纪农村人耳熟能详的事情。过去有个报道叫做“胶东半岛无冬闲”。在那“一气干到腊月二十八，吃固指（饺子）就上马”，“一气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固指（饺子）就动手”的年代，就是指生产队冬季的压沙换土，也是农业学大寨的组成部分。压沙就是在冬季为了冬小麦保墒不使水分蒸发掉，用小推车从乳山河边运一些细沙，均匀的将沙扬在麦田里；换土就是用一些新土推到地里改良土壤，如果是“粗石磅”就用小推车压到黄泥地里，来年适宜种花生，长得白花花结果又多；如果是“牛矸塝”，就推到沙地里，来年栽地瓜准丰收。压上新土一般厚度半尺以上，这对只有土杂肥，没有化肥那些年代，无疑对提高地瓜、花生单产起到了一定作用。笔者在农村也干了几年农活，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年冰天雪地的正月初三，也要到山里去换土。这些事情笔者亲身经历过，并非瞎编臆造，这就是那些年代的真实写照。

那时生产队实行的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小队会计按人口加上工分计算出分配比数，留下上交的公粮和种子外，按剩下的粮食多少计算出每个农户的分配数量。一年主要粮食夏季有小麦、秋季主粮地瓜、秋玉米（早一点年代还有谷子）、油料花生。生产队全年总收入主要来源于公粮返回款、经济作物花生收入、副业大车运输收入、漏粉条收入等。年终生产队按总收入（每十分为一个计量单位），计算出每个劳动日工钱，当时叫“刹劳日”。笔者的家乡有十个生产队，刹的劳日不等，最高一块，最低三毛，差距很大，这就取决于“当家人”正队长的领导水平。劳日刹出后乘以你家所得总工分数，扣除全年分配的口粮草款，剩下的余款就是当年应该开给你的现金，叫“开支”，如果出现负数，你就应该向大队补缴欠款，无能力补缴，留在账面上，来年再缴。

 

                                 揽地瓜揽花生

 

揽地瓜揽花生现在年轻人也并不陌生。当年生产队的土地除种小麦外（割小麦后种秋玉米、栽秋地瓜、种秋谷等，一年两茬），基本全栽地瓜，少部分种花生。地瓜当年为社员主要口粮，一部分秋后晒成地瓜干（公粮部分），大部分鲜地瓜分给社员。秋收一结束，经大队支部委员会研究后方可“开山”，这样全大队男女老少，就可以每人拿着三叉镢或小板镢，柳条编篓一个奔赴自己选择的地瓜地、花生地开始“揽山”。揽地瓜用三叉镢，是个力气活，要有耐性，有毅力，挨着已经刨过的地瓜垅往前刨，一上午下来一二十斤地瓜能揽到，甚至三四十斤都有。有的扛着镢、拐着篓满山跑，根本揽不着地瓜；揽花生一般都是妇女所为，揽时用小板镢或小挠钩，它比揽地瓜更加有难度和繁琐，需熬时和更加有耐力，一上午下来，十斤八斤也能揽到。有的家庭老娘们能吃苦，一秋也能揽上几十斤。那时农村学校也时常组织过学生揽地瓜揽花生，以解决部分学习用具之费用。笔者也揽过几年地瓜花生，很有趣，但是个费力的活。现在听说有的家庭妇女一秋揽的花生，基本解决了老两口一年的吃油问题。

 

                            农村俱乐部

 

提起当年农村俱乐部，那些六七十岁爱好文艺的人无不感慨万千。文革前，一般大村队都有俱乐部，甚至有的俱乐部演出的古装戏不亚于专业剧团。笔者记得那时故乡也成立了俱乐部，也有家底雄厚的戏服，水平较高的演出队伍。农村管演戏叫演剧，演出的剧目大部分为吕剧，也有演京剧的。逢年过节就推出了非常传统的《小姑贤》、《墙头记》、《借年》、《柜中缘》、《王定保借当》、《姊妹易易嫁》等剧目。过去演古装戏道白、唱词非常难记，一般在幕后有个提稿子的。有个俱乐部上演京剧三国戏的道白就闹出了笑话。扮演刘备的演员亮相舞台报自己名号“俺那，刘-——备”，扮演曹操的演员“俺那,曹——操”，扮演孙权的演员亮相时忘词了“俺那，孙---孙---”不上了，幕后提稿子的同志正好上便所了，乐队场上打锣的急中生智采取补救，立刻伸出了握紧拳头的手晃了晃提示，那扮孙权的一看马上会意，“俺那，孙——锤”，气的打锣的把脚一跺，“不叫孙锤难道叫孙髈不成”。这里的“髈”字是农村的方言土语，就是踢腿的意思。

文革中，全国只允许演《智取威虎山》、《红灯记》、《龙江颂》、《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等八块样板戏，农村俱乐部几乎一半改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由于样板戏都是京剧，唱吕剧的都改成了唱京剧。多数农村俱乐部基本喜欢演《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你别说，有的俱乐部演出的水平非常高，那时评论戏演的孬好主要看扮像，演《智取威虎山》是否像上海京剧团童祥苓所扮演的杨子荣、演《红灯记》是否像北京京剧团刘长瑜扮演的李铁梅，唱腔孬好不大挑剔。记得当时流行几个好笑的故事，并非笔者编造。某农村俱乐部在演《智取威虎山》时发生了一些失误，扮演土匪的跟扮演杨子荣的对白时发生了口误。土匪道“脸黄什么”，杨子荣回应“防冷涂的蜡”，“怎么又黄了”（应怎么又红了），扮演杨子荣的同志一考虑，这不胡扯吗，脑子一转，立马将错就错“又涂一层蜡”，这一答，恰如其分，看不出什么破绽。还有一个俱乐部在演《红灯记》时也出现了口误。有一个扮演日本兵的演员，在急急风罗鼓声中上场，由于紧张脱口而出，“报告鸠山队长，李玉和招了”，扮演鸠山的演员一听坏了，把人物名称说颠倒了，急中生智答道“李玉和是不会招的，下去继续拷打”。又一阵急促的锣鼓声中重新上场，“报告鸠山队长，李玉和真的招了”，弯仍没转过来，“你脑子进水了，继续拷打”。又一次上场，“报告鸠山队长，灯光昏暗，看不清拷打的是王连举，是王连举招了”，“好！这就对了，下去吧”。那时，一般大队都有“剧台”，春节前，都要找几个基干民兵“扎剧台”，扎剧台需用长长的木杆子四周搭起来，左右边用高粱秸箔或苇箔围起来，挂上戏幕就算剧台扎成了。晚间用两盏汽灯挂在前台（那时没有电灯），到一定的时间，剧务人员就要给汽灯打气，有时一天晚上坏好几次，修了坏，坏了修，怪麻烦的，故此，那个演员借“灯”发挥。笔者曾经担任过大队团支部书记兼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排演过《农奴戟》、《一块银元》等大型现代吕剧，同时演出诸如歌舞、对口词、群口词、三句半、快板书等小节目 ，这对那时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纯真的年代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历历往事至今留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