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红草莓—崔景灏

     

    吃过早饭，会社派车把我们接到水产协会。我和荣城的蔡、张、肖分到米贞会社。来接我们的是公司的工场长渥美，个子不高，方脸，戴个大眼镜。他自我介绍后告诉我们，他将担任我们的生活指导员。他先带我们去参观宿舍。宿舍是一座两层小楼，独门独院，一楼是厨房、客厅，二楼是两间双人间卧室。

    放下行李他带我们去公司，公司离宿舍不远。在办公室，我们见到了老板米本光雄，60岁左右，高高的个子，挺严肃的，有点像高仓健，还有他胖胖的儿子米本武，是厂里的专务，管生产的。老板一见我问：“根气嘎？”意思是你身体好吗，我听懂了，但一慌回答道：“人气对斯。”意思是我很受欢迎。办公室的人都笑了。他嘱咐我几句要努力工作的话，就让渥美带我们到车间去熟悉一下。

   工厂共有两大车间，一个加工车间，一个包装车间，还有一个冷库，以加工鱼丸和鱿鱼为主，大约有40名工人。我们先到加工车间，日本人都会说一句中国话“你好”。包装车间多是中老年妇女，男工很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一个叫佐藤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她高高的个子，满是皱纹的脸上擦着厚厚的白粉，嘴唇涂成鲜红色，她对我打过招呼后，走到后面拍了拍肖的肩膀，突然伸手在他下身摸了一把，车间里哄堂大笑。这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日本人开玩笑的尺度也太大了吧？再看肖愣在那里，大眼扑闪扑闪好半 天才用浓郁的荣成口音说道：“哎呀妈天，还讲弄这个滴呀？”

     从车间里出来，渥美又带我们去了宿舍附近的超市。超市规模很大，一看价格吓了一跳，一斤猪肉人民币70元，4、5棵葱12元，一袋大米700元。我心里有些发毛，物价这么高，辛苦挣的钱能存下多少？后来慢慢知道，一个日本普通工人的工资，约合人民币两万元，这个物价对他们并不贵。

     渥美给我们买了肉和一些蔬菜，回到宿舍他指着墙角的一袋米说：“这是老板送给你们的。今天下午先好好休息，明天开始上班。” 他跑前跑后帮我们忙活，我们有些，拿出一条烟要送给他，他摆摆手说：“在日本，烟是不能送人的，对健康不利的东西送人不礼貌。”但是好奇心驱使他抽出一支，吸了一口说：“比日本烟劲儿大。”

     下午我们整理行李，晚饭后到客厅打开电视，除我略懂些日语外，他仨基本一句不会，所以我们基本属于哑巴听雷，看个热闹罢了。

     第二天早上去上班，专务给我们分配了具体的工作，蔡和肖到加工车间，我和张到包装车间。到了包装车间我被分配到真空包装机上，张到泡沫箱包装组。

    真空包装的组长是佐佐木老太太，60岁左右，个儿不高，戴个金丝眼镜，最显眼的是涂得鲜红的嘴唇。她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用一个小筐把泡在大罐里腌好的大马哈鱼捞到不锈钢案板上，再由她们包装。她嘱咐我干的不要太快，不耽误她们包装就行，案板上堆得 多，专务会批评她。

    十点电铃响了，组长告诉我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半各休息15分钟，可以吃点东西喝点水。到了休息室，几个日本男同事都围了上来，互相介绍交流着。好在不明白的还可以用笔写，日语里汉字很多，并且大多和字面意思差不多。但也有例外，比如“娘”这个字，日语的意思是“女儿”。中午吃的是便当，饭盒分好几个格，有米饭、一块鱼、一点蔬菜，还有半个香蕉，味道一般，营养却很丰富。

    下午我们车间活不多，到加工车间帮忙，我还是干往案板上捞鱼的工作。这次加工的是鲜鱼。工人把鱼肚割开，去掉内脏和鱼肉上的那层黑膜，然后放到一个大滚筒里，把鱼肉和鱼刺分离开。我倒一次鱼，旁边的山口老太太就对我略一鞠躬说一句“谢谢，您辛苦了”。我以为这是日本人的礼节，每次也都还礼说“不用客气”。有的同事在窃笑，我心里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他们笑我日语说得不好。

      终于下班了，活不累，就是嗓子有点干，鞠了一下午躬腰累得有些酸。男同事萱场悄悄把我叫到一边说:“以后山口再说话不要理她，她脑子不太好。”我恍然大悟，心里有些闷闷的，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接触多了我才发现，日本同事间的关系就像一起看电影的观众，到点即来，散场即走，并没有太多的交流，人情比中国淡漠了许多。后来跟他们聊天多了，也惊讶于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佐佐木老太太曾问过我一个问题：“毛 主席还活着吗？”令我哭笑不得。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多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