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体弱多病，我也经常感冒。每当发烧时，三妈昼夜帮助护理我。四五岁时，感冒留下了咳嗽病，奶奶坚持用蜂窝焙成粉炒鸭蛋给我治疗。那么多的蜂窝，多是三妈到山上寻找的。有一次她摘松树上的蜂窝，眼被松针扎了一下，红肿疼痛了好多天。疼急了，她就抱起我，叫我给她吹一吹。我一吹，她就说不疼了。有一次，爷爷领我去姑姑家住，天气要变化，三妈怕天冷我没有衣服加，要给我送衣服。母亲不同意，三妈裹足小脚，走路吃力，要走近40里路，谁能忍心？后来三妈还是去了，见到我，舍不下，就动员爷爷领我随她回家。爷爷答应了，惹得姑姑直埋怨：你哪里是来送衣服,你这处心是来要孩子的。

奶奶爱喝地瓜加杂粮熬的粥，我们叫地瓜饭。大跃进吃食堂时期，粮存在大队的库里，各户的锅填进了炼钢炉里。食堂不做地瓜饭，这真难为了妈妈和三妈。后来三妈想出了办法，用家有的沙锅熬。粮食要靠到山上去复收。有一次三妈带我去复收地瓜（俗称罱地瓜），我们到了一块地里，看见生产队的地瓜堆放在那里，三妈叮嘱我：千万别去拿，人家不面前，拿人家的东西是要烂手的。她急忙领我离开了那块地。有一天，大队里来了盲人宣传队，轮到三妈家管饭（那时食堂早日解散）。三妈买来猪肉蒸包子，放学后我去送。大队规定每户只管一个人的饭，我带了足够两个人吃的，可那位先生都吃了。三妈又叫我去送，她判断，没有剩下饭，就说明那人没有吃得饱。我第二次去了，那位盲先生说：我吃的太饱了，你拿回去吧。我们一般不给人家剩下饭，怕人家嫌弃我们剩下的东西。回来原话告诉三妈，三妈这才放了心。

三伯16岁进入八路军的织布厂，在厂里认识了三妈。工厂由威海迁往大连时，三妈留下来照顾公婆。那时大伯在外谋生，二伯英年早逝，父亲过继给我三爷，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三伯三妈身上。还好，三伯的工资比较高，农村大包干以前那较长的岁月里，三妈家是我们村最富裕的户，得到三妈周济的人不计其数。更令人称道的是，三妈的3个孩子都很争气，媳妇也很孝顺。庆祥哥是军官，参加过调查林彪集团的专案组，后来又奉命转入调查四人帮问题的专案组。因四人帮问题涉案的文化部长于会咏是我们邻村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是我们村人，庆祥哥申请避嫌，被调往解放军通讯学院任职。明德哥在村任党支部书记20多年，明云姐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三妈疼爱我，更疼爱我的妻子和孩子。每次伴妻携子回乡，三妈总是高兴的合不拢嘴，这样是给媳妇修竹准备的，那样是给孙子辛戈留着的。母恩悠悠，天高海深。

三伯因纺织业有援助朝鲜的项目脱不开身，到63岁时才正式回故里。三妈83岁无疾而终，两年后三伯也随她而去。某一种程序退出了，具体内容仍然存盘。老人与我们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上的分离，而精神世界则是永久通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