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五年级了，升到西浤完小。一位浓眉大眼扎着一对小辫子年龄比我小的同学与我同桌。那时的人晚长，我们的个头还高不过现在二三年级的学生。刚坐在一起，我们的话儿很少，随着课程的进展，才逐渐有了话缘儿。我很佩服她，那么小的人儿，怎么记性那么好，像刻录机一样，老师讲的东西几乎不会忘。特别是数学，棒得很。我马虎，计算题往往出错，出错的地方，她总能给我找出来。有一次测验，共4道同分题，全班得100分的不少，我俩和另外一名同学得了75分。我们拿着卷子去找老师，坚持说我们列的式子对。姜玉洛老师重新审题，发现的确是我们作得对，马上到班上更正。这事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课文还可以，作文方面，她有问于我。我们就这样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我俩都有帮助差生的任务，每逢自习，桌前总有来问这问那的。我是茶壶煮饺子，拙于口头表达。她往往在一旁替我解释几句，她一点对方就通。
每到秋末，老师要带领我们上山摘松果，以备冬季取暖用。学生们一洗课堂上的闷气，像出了笼子的鸟儿一样，抚树攀枝，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有一次一只兔子被惊扰，同学们喊着打兔子，有的拿着石头去追。她却在一旁说：都是一条小命性，凭什么打人家。有位同学奚落她说：素子（她的名字叫迟素春，同学之间爱用简称）真怪，怎么向着兔子说话？我说：兔子别吵了，快干活吧！在场的人都笑了。干活时，她是个小妹妹，需要我的帮助；休息时，她却像位大姐姐，把带来的点心什么的，一个劲儿地往我手中塞。吃她的饭，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村离学校远，中午带饭。她家在学校驻地，有时候家里做点好吃的，她就早早返回教室，给我捎一些来。
我俩都考上了乳山十一中，但接上级的指示，高小毕业生全部留原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什么时间去初中报到，另行通知。谁知这一等就是一年多。我们男生写标语、印传单，她们女生裁纸、做糨糊。有一次我执笔写的大标语，驻地村的一些青年来找茬，硬说不像学生的字，是老师写的。以前县电影队下乡放电影，利用学校的大院收票，请老师帮助检票，有的老师不知不觉地得罪了一些小青年。前些日子兴起抓“黑帮”，这伙人想趁机报复。这次从大标语中抓到了所谓的把柄，说老师不支持贫下中农参加文化大革命。闹得学校秩序大乱。幸亏她父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她父亲在村任生产大队长，威信很高。她既文静娴淑，又开朗大方，这与良好的家庭氛围熏陶是分不开的。
那时，在校内多是学毛选、读报纸、谈体会；在校外多是贴标语、发传单、游行示威。这些活动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又不是天天搞。余下的时间，红卫兵的首领说了算。我们的兵团司令是我们村的赵春章哥，对我像对待亲弟弟一样。我要请假或组织个什么活动，一经提出，当即获准。我常邀她到我们村赶海，她总是高兴地答应。其他伴儿，由她约定。迟桂英与她的关系最好，也是赶海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我家的老屋和那门前的海岸，永远回荡着她们的欢声笑语。她心灵手巧，学什么一看就会。那时候村里兴起钩花业，她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今天给我钩副手套，明天又给我钩一些衣衬领，连手电筒、水杯、钢笔都有了带精美花纹的外衣。
第二年，我们去中学报到。路上，相视对方，才发现我们都长大了。特别是她，近1.7米的个头，苗条绰约，婷婷玉立，已经是一位大姑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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