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破四旧、揪牛鬼蛇神、批才子佳人、大串连、大字报、大辩论，闹腾了一年多的学生，这会儿该坐下来学点东西了。我们的班主任张纬经老师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只是没有革命的新课本，封资修的老课本不能用，究竟学什么，上面没有明示。那时政治挂帅喊得特别响，我所在的乳山十一中，天天都有政治课，教材多是伟人著作、上级文件、报纸社论。政治老师虽然忙点，但总能理论联系实际，讲得头头是道。其它课程讲什么，就不好说了。为了稳妥，语文老师也多是选讲政治课范畴中的文章。有一天郑老师欲言又止，结结巴巴好一会儿才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咱们一起批判《触龙说赵太后》行不行？同学们马上来了精神头，齐声说好。那堂课真是绝了，老师也没有课本讲义可照，全凭记忆讲述讲解。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点到面，把那篇古文讲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也把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不争的实事说得明明白白、确确切切。为了赶时间，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妙语连篇、绝无费话。他目视着同学们，手却不停地在黑板上写字，字体秀丽，惊才飘逸。下课铃响了，老师默默地坐了下来，学生们久久不肯离去。好像是受了郑老师的启发，自然老师先讲点唯物论，再讲太阳系；地理老师先讲祖国大地红烂漫，再讲山川城镇；数学老师先列举出带红卫兵、工农兵字样的应用题，再讲公式及计算。那阵子，学校革命委员会陶长栋主任，有了精气神儿，人也好像年轻了许多岁。
谁知好景不长，连续发生的几件事，使刚有所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一是当时社会上刮起一风，人与人见面，不能做常规寒暄。要一方说“毛主席”，另一方回应“万寿无疆”；一方说“将革命”，另一方回答“进行到底”，然后才能再问你去哪等话儿。有些地方这阵风刮的时间很短，我们学校坚持的时间还算比较长的。后来学生们厌烦了，见面后直呼其名、直陈其事。被政治老师察觉到了，在大会上强调斗私批修不能放松，要坚持狠斗私字一闪念，日常中一定要革命语言在先，个人私话儿靠后。二是那时候兴做“五个首先”、跳“忠字舞”，特别是“五个首先”，早操做、饭前做、课堂上更要做，一天要做好几次。有一次在操场开会，会前又做，同学们早就厌倦了，喊得不起劲，听起来嗡嗡的，大江说：太不像话了，像报庙似的。说来凑巧，正赶上政治老师巡队，听到这话，就把大江同学拉到队列前，像对待反革命一样，严厉地进行批判，并当场宣布要开除其团籍，其它处分以后再公布。三是那年头十书九禁，但屡禁不止，我们到处借书偷着看，有一位同学在课堂上看老书（泛指古典书籍），被政治老师没收了一册《水浒传》。紧接着，政治老师开始搜查课桌和宿舍。搜宿舍时，没收了我借来的《三国演义》和一个笔记本。那本子我题名《良言录》，记下了看书时自己认为的好词儿。政治老师仔细过目后，划下了其中所谓的反动、有毒的句子，在全校大会上进行批判。其中有一句：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政治老师点着我的名说：太危险了，十几岁的人，就想着择妻的事，中毒太深了，学校要做为反面教材，常期批下去，以挽救更多的学生。这几件事，硬被政治老师说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动辄召开全校大会，反复讲、反复批。当时不讲办事程序，政治压倒一切，政治老师要召开大会，学校当局也不能阻拦。政治老师工作上虽然有那样的优势，但办事效率却令人不敢恭维。红色口令在我们学校并未长期坚持下去；开除大江团籍的事，校领导到公社团委写了保证书，保证能将自己的学生教育好，恳请不要给处分，团委当即就批准了；没收的那些书，各班主任建议让学生做个检讨后，把书还给他们。这事却遭到政治老师的坚决反对。这一下可气坏了老实人，我们的班主任跟政治老师吵了起来。“这是我让他们看的，看了才知道怎样去批判。”“你搞白专道路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这种事也敢替他们遮掩！”。就这样，那些书和我的那个本子永远地消失了。
这年5月，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县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全县的红卫兵分裂成两大派，支持的一派称“支派”，反对的一派称“杀派”，两派先是摆观点、打舌战，后来有些地方发生了武斗。我们学校虽然也分成了两派，但工夫只是用在嘴皮子上，没有出现动手动脚的情况，两派还能坐在一个教室里，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第二年的8月，由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组成的管理学校领导小组进驻我们学校。领导小组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使命，叫清理阶级队伍。有人汇报，说我们学校有阶级异已分子。教职员工加学生20多人被软禁了起来。其中有我、郑老师、候老师、大江及部分被没收过禁书的同学。领导小组成员逐个找我们谈话，让我们承认阶级立场上有问题，搞得我们又恼又气又害怕。我的罪名是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草说成是香花，我怎样解释也过不了关。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一趟，那阶段星期天回不去，我们村的同学怕我父母知道了担心，星期天总要到我家，编造我留校写批判材料、刻印传单等事由，岂不知我是自己在批判自己。幸亏张老师、春章、均朋、明雪等恩师和好友的安慰帮助，我才度过了那段黑色的日子。一个月后，把我们全放了，据说是校管领导小组按上级的指示放人的。
一日之师，终生之父。父有过，子当隐。对那位政治老师，我不能说什么。他是职务所关，非个人品质问题。那是个集体发烧、人人迷糊的年代，乱是必然的，不是那一个人的错。我要写下来的原因，是为了让大家记住一个道理，凡事都有个度的问题，过了度，必走向事物的反面。政治与业务，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如果硬要各抓各、两头挣，搞成两张皮、两张书，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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