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阳台上养了一盆仙人掌，它在两大盆芦荟的后面躲着，被绿绿高高的芦荟叶子遮得严严实实。我有半年没有看它一眼了，是的，已有半年没给它一口水喝了。
    今夜一下子想起了这盆仙人掌，完全是因为下午见到了一位与我阔别十九年的老人，我的老师云芳。在我的印象中，老师就象这种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仙人掌。
    点根火柴到阳台上去照了一下那盆仙人掌，发现它还活着，大小六片仙人掌相互依存着干瘪瘪地告示我----它还有生命力。
    一不小心被仙人掌身上坚硬的刺给刺了一下，感觉一下子疼到了心里，一如我见到云芳老师的那一刹那。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六十岁的老头，满脸皱纹的额头象雕刀刻的一样，不规则的沟壑诉说着主人一如既往的艰难困苦，那挺直的瘦瘦的躯体矮小却支撑着高傲的头颅，十九年前见到他是这样的，十九年后仍旧不改初衷。
    一九八八年，我在二中读高二。那一年夏天，老师培荣的一篇文章引我找到了人生的追求，于是“不务正业”的我也开始了雏燕学飞，一纸稿件象鸽子一样飞到了家乡的广播站，于是我的名字和文字随着电波传到了家乡的每一村落，我那时不知道是谁采用了我的处女作。
    大概过了一个月，我的班主任找我，说有家乡政府的两封信给我，并问我：“这是谁给你的信？”
    “不知道”我说。
    “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现在这信不能给你，等你毕业了再给你吧！你没谈恋爱吗？”我说没有就回了教室。
    又过了三两天，我的姐姐和妹妹又拿着同一地址的信到学校找我，我接过被开了口的信说：“谁给我拆了的？”
    “咱爸拆的，说自己孩子的信拆了不要紧。”姐说。
    这一拆，全家传阅，大意是让我周日到镇政府参加一个新闻培训班。
    “爸不让你去呢，我和妹偷着来告诉你的。”姐又说。
    “我要去。”我说。
    和姐姐妹妹到照相馆照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合影后打发她俩回了家。两天后，我从学校出发直接去参加了家乡的那个培训班，给全镇的新闻爱好者讲课的正是眼前这个老头子，当年他四十多岁，在镇政府从事专职新闻报道员工作。
    散会后，云芳老师叫住了我，说很高兴我能来参加这个培训班，还说我语言流畅，言词华美，鼓励我经常写点文字，还说希望能经常与之联系，我说好，要他日后有信可直接寄我家里不要寄到学校。
    于是在我高中三年级时，老师给我写过几封鼓励信，我爸几次想拆硬是叫我姐给阻拦下来，说私拆信件是犯法的，我爸终是读了几年书的，最终没拆我的信。
    老师博学多才，知书达礼，口若悬河，常常让我钦佩他所拥有的学识。八九年清明节，老师约我到他家坐客，我欣然答应。去时害怕父母不同意，我撒谎说想到马石山去扫墓，于是骑车穿过一条宽宽的河，推车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从山脚下要向上仰视才能见到山顶的羊肠小道，然后再骑车下那条从山顶要俯视才能看到山脚的下坡路直奔八里以外的老师家。
    一进村口，远远地就看到了老师在等我。我空着手跟他进了那干净的农家小院，师母围着围裙迎出来笑吟吟地说：“好闺女，快进家，你老师常在我面前夸你呢。”
    我不记得太多的寒暄，只记得师母很热情，专门为我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专门为我买了鱼和肉，还包了饺子，那可是农村人侍候贵客才办的席，我问还有客人来吗？
    “你就是客人，今天只为你一人做饭。”老师和师母同声说。
    18岁的我没有见过世面，听说只请我一人，我感到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好听的话一句也不会说，唯有感动二字溢满了我的整个胸膛。
    就在那一天，我才知道云芳老师一家原是下放知青，后来知青返城，他一家子没进城，在农村扎下了根，这一着棋走得相当臭，以致于老师纵有满腹经纶一腔报国志，终因没有用武之地，这是后话。
    那棋是一步走错步步错。老师桀骜、抗上的性格使他象个泥菩萨过河一样自命难保。他的眼睛盯的仅仅是农村中的老弱病残，新闻工作只为弱势群体鼓与呼，却看不惯政界中的假大空，他敢说敢做，敢于碰硬，尤其是看不惯有恶习高高在上的领导，久而久之，他成了领导眼中不受欢迎之人，临时的泥饭碗终于落入水中化掉了，他被打发回了家务农。
    老师是个正直，有才华的男人，不知道是谁良心发现，有一年他又被重用起来，到学校当了一名语文代课教师，他尽职尽责，一心想把学生教育成才，可是好景不长，上级一纸政策发下来，说代课老师全部辞退，他又一次下岗回家。
    生活就象七彩的肥皂泡，一闪就破，失去光彩。本应该回城安排工作的他，没有回去，本应该好好施展一下才能好好教书育人，可政策这大腿又扭不过。那几年，正赶上老师的两个孩子要读书，日子越发地困顿，他面对坎坷的命运暴怒无常，于是他走上了上访之路。
    先是到镇里，书记送给他八个字：“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他听后大发雷霆。
    然后是到市里，市府办的人不接待，叫他到信访办，一女人正在低头织毛衣，听完他的诉说后扔给他一句话：“我不懂你的事。”
    再后来他写了封信叫女儿送到了地级市信访办，人家说你去邮寄来吧，姑娘说我已经送来了，怎么还用去邮寄？人家不理不睬。
    最后到了省城，省信访办的人说：“象你这种情况的太多了，全国下岗人员那么多，可怜不过来啊！”
    他无路可走一头扎进了离家老远的青岛，在那儿和夫人双双找了一份打工的活计，过了四年的流浪生活，揣着为儿子省下的读书费四年后回了老家。
    生活尽管颠沛流离，日子还得过，那两只原本与书笔打交道的手如今已被岁月的刻刀雕凿得粗粗糙糙。
    望着他那双粗糙的手，我想象着他生活的艰难。他不象早年那样看着我说话，眼睛总是朝着窗外和我诉说他的一切不幸，完全没有了往日的自信和高傲，艰难往往让一个人不自信，往往向人展示一个人的无奈和对生活的惶恐。
    “老师，您找我有事吗？”我问。
     我看见老师从胸前掏出一个小本子，是**报的记者证。
    “您现在又当记者了啊？”我又问。
    “不是，只是一个为订报纸而糊口的人。”老师说。
    他从一塑料袋中拿出几份印着密密麻麻广告的报纸来。“这报纸谁爱看啊！”我大叫。
    一抬头，我发现老师有点急，生怕我不帮他的眼神一下子刺痛了我的眼。
    “我现在确实走投无路了，生活所迫啊，经商我不会，我不能赚那伤人的钱，我年纪大了，不知道什么活适合我啊！经人介绍我到了这家报社，我交了四百元钱给他们，然后他们说我每订一份报出去，那订报的钱就归我，我干了一年才订出去十六份报纸，每份298元，你看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望着眼前矮小的老师无言。
    “我过年就等你帮我订两至三份报了。”老师近乎哀求地对我说。
    其实我认识的人一个也用不上这份供求报，可是老师哀求的目光落在我的眼里，一种心痛立刻生起。
    那十六份订出去的报，原来是老师年轻时借给一个穷困时无人帮忙的乡人100元钱，如今这人成为富翁知恩图报替他找的主顾。我在年轻时也得到过老师的鼓励，如今他生活拮据，虽然我无能为力，但我不能回绝他，于是我说：“好吧，我明天替您打听一下是否有人订。”
    他告辞出去，走了十几步后转头大声对我说：“我过年就等你帮我订两至三份报呢！你帮帮我吧！”
    我答应着：“哎，好……”但心里却一点儿底也没有，因为我没有认识的能愿意订这份没用的报纸的人，一时感觉心中空洞无物，饭也吃不好了觉也睡不着了。   
      急得我直搓手，那只被仙人掌咬了一口的手指现在又开始隐隐作痛，我不恨那仙人掌，我已经半年没给它一口水喝了，但它却还是顽强地在背阴处向我傲视着它的生机，一如我那在困境中挣扎的云芳老师。